《私募投资母基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争议解决视角解读
发布日期:2026-11-19
作者: 李晨,邱文汇
2026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私募投资母基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母基金规定》”或“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23日。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三条,系落实《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私募条例》”)第二十五条的授权性规定而制定。该条规定,私募基金的投资层级应当遵守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但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将主要基金财产投资于其他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不计入投资层级。[1]换言之,《母基金规定》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基金才是“母基金”,以及母基金在享受层级豁免的同时应当承担哪些义务。
从行业角度看,我国母基金业务长期处于业务先行、规则滞后的状态。母基金是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中长期资金配置私募基金的重要通道,但其多层嵌套的交易结构、跨产品的流动性安排以及特殊的信息披露需求,始终缺乏专门规则加以规范,实践中也出现了借母基金通道化运作、规避投资范围与投资者人数限制等问题。《母基金规定》一方面明确母基金可豁免计入一层投资层级,为规范运作的母基金打开了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又将主动管理、分散投资、穿透管理、选择标准披露等要求硬性化,可谓有门槛的支持。
笔者认为,这部规则对争议解决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涉及FOF、嵌套投资结构的私募基金纠纷大量涌现,法院在认定管理人是否违反信义义务、责任边界如何划定、损失如何计算等问题时,由于缺乏针对多层结构的具体行为标准,往往只能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这类原则性规定进行个案裁量,裁判尺度并不统一。《母基金规定》首次在母基金领域提供了一套相对具体、可对照的行为规范,势必会影响法院的裁判思路,有些既有观点将得到强化,有些抗辩空间将被压缩,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
本文拟在简要梳理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既有司法案例,探讨《母基金规定》可能给私募基金争议解决带来的影响,供业内同仁参考。
一、《母基金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母基金的认定标准与分类
征求意见稿将母基金界定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将主要基金财产按照一定比例投资于其他私募基金份额的私募基金,并以“投资于其他私募基金份额的金额不低于其资产净值的80%”作为核心认定指标,同时对基金名称(应当包含“母基金”字样)、经营范围、基金合同等提出要求。按投资范围的不同,母基金被分为私募证券投资母基金、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创业投资母基金和复合型母基金四类,前两类母基金穿透后的投资范围还应当符合相应基金类型投资范围的规定。这意味着,今后只有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产品,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母基金”,行业中对“母基金”“FOF”概念的泛化使用将受到约束。
(二)分散投资要求及长期资金的差异化安排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从多个维度设置了分散投资要求,并要求管理人在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投资比例:单只母基金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超过母基金资产净值的25%;单只母基金穿透后投资的单一底层项目或者标的,不得超过母基金资产净值的20%(规模在100亿元以上的,不得超过10%);单只母基金投资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管理人所管理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超过母基金资产净值的30%;管理人管理的全部母基金投资同一私募基金的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被投资私募基金资产净值的30%。
同时,第十七条对长期资金作出了差异化安排: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投资者,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合计出资比例不低于80%的母基金,经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的决策机制通过,可以豁免适用前述投资比例要求,具体比例由基金合同约定。
(三)投资层级豁免
符合条件的母基金豁免计入一层投资层级。据公开解读,母基金之间相互投资的,该豁免只能使用一次,以防止借豁免规则进行多层嵌套,规避投资范围和投资者人数等监管要求。
(四)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职责
这是与争议解决关联最为紧密的部分。为避免母基金沦为通道,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规定,母基金管理人应当自主履行投资管理职责,不得以任何形式让渡母基金投资决策权,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委托他人履行被投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的遴选、确定投资标的、下达投资指令等投资管理职责。同时,征求意见稿要求管理人建立健全投后跟踪、穿透管理和风险监测机制,及时了解所投资私募基金的运营和财务状况;第十一条要求母基金与本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私募基金有效隔离,母基金的投资人员不得兼任其他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员;此外,还对托管、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管理、流动性管理、信息披露、审计、估值等作出了相应要求。
(五)选择标准披露与投资负面清单
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要求母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披露所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的选择标准和决策程序,并明确母基金管理人不得投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底层资产不清晰以及其他存在重大经营风险等情形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此外,对于存量私募基金中符合母基金条件的,证监会将指导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明确类型变更的统一标准和程序。
二、《母基金规定》对争议解决的影响
在私募基金纠纷中,投资者向管理人主张赔偿,通常以《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民法典》为请求权基础。问题在于,“谨慎勤勉”本身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标准。具体到母基金这类多层结构中,管理人到底应当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此前缺乏专门规则可循,法院只能结合基金合同、行业自律规则和个案事实进行判断。笔者认为,《母基金规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此类纠纷的审理。
(一)管理人以通道业务为由主张免责的空间进一步减少
在嵌套结构的私募基金纠纷中,管理人常见的一种抗辩是:本基金只是“通道”,投资决策实际由实控人、合作方或者外部投顾作出,自己仅提供发行便利,不应承担管理责任。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这类抗辩基本得不到法院支持。
例如,在(2021)粤03民终3484号案中,管理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试图证明案涉基金系合作方借用其名义发行、由合作方全权运作,自己只提供通道服务。深圳中院并未采纳,而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管理人与合作方之间的安排与投资者无关,管理人未按约平仓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赔偿。[2]更具代表性的是(2021)沪74民终375号案。该案中,名义管理人实际上并不管理,案涉基金由其控股股东进行实质管理,包括派员核查底层代持协议、与底层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接等。上海金融法院认为,管理人未能体现应有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判令管理人与其控股股东对投资者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可以看到,法院否定“通道”抗辩的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依据合同相对性,管理人不能以其与第三方的内部安排对抗投资者;二是依据信义义务,管理人放弃独立管理本身就构成过错。不过,上述判决主要还是在个案层面进行说理,对于“哪些职责必须由管理人亲自履行”,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私募条例》第二十七条已经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4]《母基金规定》第九条则在母基金场景下更进一步,明确列举了不得委托他人履行的三项核心职责,子基金及其管理人的遴选、投资标的的确定和投资指令的下达。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将使法院对“通道”抗辩的否定从个案说理上升为规则适用:在法定母基金的纠纷中,只要能够证明上述三项职责中的任何一项实际由他人行使,管理人的过错即可直接认定,而无需再依赖“专业性、独立性”这类较为抽象的论证。
与此同时,第九条也会给投资者带来一个新的进攻点:实际行使遴选、决策职能的实控人、外部投顾或关联方,可以参照前述375号案的思路,被认定为实质管理人或者共同侵权人,与名义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名义管理人已经失联或者无力赔付的情况下,这一路径对于投资者实现救济尤为重要。当然,第九条并不禁止管理人借助外部研究或投资建议,诉讼中的关键在于区分“作为决策参考的建议”与“实际行使的决策权”,而管理人能否证明遴选、定夺、下单等环节系由自己完成并留有记录,将成为双方举证的重点。
(二)母基金管理人对子基金及底层资产的注意义务将更加明确
母基金纠纷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母基金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及于子基金乃至底层资产。母基金管理人通常以有限合伙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投资子基金,并不直接管理子基金财产,因此常常抗辩称其义务仅限于“选好子基金”,至于子基金管理人如何投资、底层项目是否真实,并非其所能控制。对此,此前的司法实践并不统一。
1.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上层管理人义务范围的认定存在分歧
从笔者检索的案例来看,多数法院倾向于对上层管理人的义务作实质审查,不允许其以交易结构上的“隔层”为由免责。在(2025)京0105民初20429号案中,管理人明确以“本基金系FOF基金”为由抗辩,主张其管理义务仅及于中间层合伙企业及其管理人,对底层标的企业不负管理义务。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各层级管理人的义务范围应当从实质上认定,而不能仅看交易结构和投资路径;管理人在募集材料中从未披露其FOF属性,推介时又以底层企业的情况作为卖点,足以使投资者形成其对底层负有管理义务的合理预期,故其FOF抗辩不能成立。[5]
前述375号案的一审判决也体现了类似思路。该案中,管理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资于底层合伙企业,其辩称自己并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另一名普通合伙人是否实际入伙并不清楚,也没有去了解。法院认为,管理人在合伙人公示信息与合伙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未作充分调查即划付募集资金,严重违反了勤勉尽责义务。[6]江苏法院审理的“荣耀创世1号”基金案中,法院同样认定,嵌套结构中的上层管理人未对下层基金进行必要审查和监督,构成对信义义务的违反。[7]
但也有法院对管理人的义务范围作了相对克制的认定。在(2020)京0101民初429号案中,管理人以自己名义入伙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投资者主张管理人未尽尽职调查和投后管理义务。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认为,管理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并不执行合伙事务,且已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等方式推动对第三方的追索,并未怠于主张权利,故对投资者的主张未予采纳。[8]
由此可见,在《母基金规定》出台之前,法院在判断上层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时,存在“以投资者的合理预期为准”“以管理人在下层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为准”等不同路径。前者倾向于将义务向底层延伸,后者则倾向于以“有限合伙人不执行事务”为界限。
2. 母基金管理人以仅对子基金负责为由的抗辩将难以成立
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母基金管理人建立投后跟踪、穿透管理和风险监测机制,及时了解所投资私募基金的运营和财务状况;第四条的分散度要求以“穿透后”的单一底层标的为计算口径;第十八条更是明确禁止投资“底层资产不清晰”的私募基金。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将对前述裁判分歧产生以下影响。
第一,以“合理预期”为路径的穿透审查将得到强化。在20429号案中,法院之所以不采纳FOF抗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人没有披露FOF属性。而在《母基金规定》之下,即便产品被明确定性为母基金,管理人仍负有法定的穿透管理义务,“只管理子基金一层”的抗辩将不再有规范上的依据。可以预见,法院今后在审理母基金纠纷时,将以穿透管理、投后跟踪作为判断管理人是否尽责的基本标尺。
第二,以“有限合伙人不执行事务”为由的免责空间将见效。429号案的裁判逻辑,在母基金场景下将面临挑战——《母基金规定》所要求的投后跟踪与穿透管理,恰恰就是针对不执行子基金事务的母基金管理人而设定的义务。因此,“作为LP不参与管理”本身不再足以免除母基金管理人对子基金运作的关注、监督和及时应对义务。当然,429号案中管理人积极推动追索这一事实,仍然可以作为其已尽投后管理义务的有利证据。
第三,选择标准和决策程序将成为认定“遴选过错”的直接依据。第十八条要求管理人向投资者披露子基金及其管理人的选择标准和决策程序,一经披露,即构成管理人对投资者的承诺。诉讼中,投资者可以对照管理人自己设定的标准,论证其实际遴选存在偏离;负面清单中“底层资产不清晰”“重大违法违规”等情形,也将为认定“明显不当的遴选”提供依据。这与北京金融法院2025年发布的一则典型案例的思路是一致的:该案中管理人在尽调时仅核查了资金投放情况,未核实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也未发现应收账款上存在的在先质押,法院据此认定其未尽谨慎勤勉义务。[9]
3. 穿透管理义务不等于对投资结果承担担保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穿透管理义务并不意味着母基金管理人要对子基金的投资结果兜底。从既有判例看,法院对于管理人在投资决策上的商业判断,仍保持相当程度的尊重。在(2023)沪74民终549号案中,FOF基金投资于下层并购基金,并购基金投资的项目因实控人涉嫌犯罪而价值减损。上海金融法院认为,管理人的投资操作是否符合忠诚勤勉义务,应基于商业判断原则加以判断;在投资时风险尚未发生,风险发生后管理人及时披露并采取止损措施的,难谓违反忠诚勤勉义务。[10]在(2022)鲁民终1882号案中,山东高院也认为,案涉投资系依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作出,到期后执行事务合伙人采取了催收、协调展期等措施,未提起诉讼系基于诉讼成本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不能据此认定其存在过错。[11]
因此,笔者认为,《母基金规定》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进攻标尺”,也为规范运作的管理人提供了“合规抗辩”。管理人如能证明其按照披露的标准和程序完成了遴选,持续进行了投后跟踪,发现风险后及时披露并采取了合理应对措施,仍然可以获得法院对其商业判断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母基金纠纷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管理人日常的留痕质量。
此外,责任比例的认定也可能更加精细化。母基金纠纷中,损失往往直接源于子基金管理人的违约、挪用或者底层项目的失败,母基金管理人的过错多表现为遴选不当或者监督不力。前述北京金融法院的典型案例按照过错程度判令管理人承担40%的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另一则典型案例中也酌定管理人赔偿投资本金损失的30%,并指出应从投资项目运作的持续性跟进、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以及风险控制措施的及时采取等方面综合判断管理人是否尽责。[12]可以预见,在《母基金规定》实施后,法院将更多地对照母基金管理人违反的具体义务(遴选、穿透、披露、处置)及其与损失之间的原因力来酌定责任比例,而不是简单地在“全额赔偿”与“完全免责”之间二选一。
(三)分散投资比例写入基金合同后的违约认定问题
在《母基金规定》出台前,投资比例限制主要来源于基金合同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在(2022)沪74民终43号案中,资管合同约定合伙企业投资于单一企业累计不超过计划净值的20%,但次级管理人擅自将部分资金转出购买信托产品,导致实际投资突破了比例限制。上海金融法院将这一事实作为认定其违反勤勉尽责义务的依据之一,判令资管计划管理人与次级管理人连带赔偿投资者的本金损失。[13]
《母基金规定》第四条要求管理人“在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投资比例”,这一安排具有重要的诉讼意义。部门规章层级的监管要求,通常难以直接作为民事责任的依据;但比例要求一旦写入基金合同,就转化为管理人对投资者的合同义务。管理人违反分散比例的,不仅要面对监管处罚,还直接构成违约,投资者可以据此主张违约责任,而不必再论证部门规章能否作为民事责任的基础。
不过,以下几个问题仍有待司法实践回应。其一,违反比例要求的投资行为本身是否有效。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违反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除外。[14]笔者倾向于认为,分散比例属于风险管理性质的要求,母基金超比例投资子基金的行为本身一般不应认定无效,争议的重心仍在于管理人的赔偿责任。其二,超比例投资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散比例的规范目的在于防范集中度风险,如果损失恰恰来自超比例集中投资的子基金或底层项目,因果关系较易成立;如果损失来自比例合规的部分,投资者仅以“存在超比例投资”为由主张全部损失,恐怕难以得到支持。其三,第十八条负面清单的兜底条款(“其他存在重大经营风险”)需要个案判断,诉讼中围绕管理人在投资时是否已知或应知相关风险,双方的举证将是争议的焦点。
(四)投资者向子基金管理人直接追责的路径或将调整
母基金纠纷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投资者与子基金管理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当母基金管理人失联或者无力赔付时,投资者能否越过母基金直接向子基金管理人、底层责任人追责,就显得尤为关键。从现有判例看,法院已经探索出了几条路径。
一是转受托人路径。在前述549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以商事信托原理为依据,认为下层基金管理人构成“转受托人”,投资者请求上下层管理人共同承担责任“在法律上并非不许”。[15]二是侵权路径。在前述43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可预见性、正当性和社会效果三个层面论证,允许投资者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次级管理人。[16]三是由管理人或者持有人大会代表基金维权。在(2025)沪74民终1614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依据《私募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认可合伙型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基金财产利益提起诉讼;[17]在北京金融法院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的一则典型案例中,FOF基金与其下层基金的管理人为同一主体,管理人失联后,两层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分别召开持有人大会并授权代表维权,法院对这一方式予以认可。[18]四是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但法院对其前提条件审查较严。[19]
《母基金规定》对上述路径的影响,需要分别看待。
首先,转受托人路径在法定母基金结构下可能面临论证上的困难。549号案的说理基础是,上层管理人将投资管理事务“转授”给了下层管理人,这与《信托法》第三十条关于受托人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信托事务的规定是一致的。[20]但《母基金规定》第九条恰恰禁止母基金管理人将遴选、决策等职责委托他人。在合规运作的母基金中,母基金管理人是自主决定投资子基金,子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是子基金自身的财产,而非受母基金管理人之托处理母基金事务,二者之间严格说来并不是“委托—转委托”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在《母基金规定》实施后,投资者若仍以转受托人理论要求子基金管理人直接对其承担责任,可能需要更加充分的论证。反过来,如果母基金管理人违规让渡了决策权,由他人实际行使遴选或决策职能,则转受托或者共同侵权的论证反而会更加有力。
其次,侵权路径的重要性将会上升。在合同路径受限的情况下,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或者一般侵权规则,直接向子基金管理人、底层责任人追责,将成为投资者的重要选择。而《母基金规定》强化的穿透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也有助于投资者获取底层信息,降低举证难度。
再次,母基金管理人的“追索义务”将被强化。结合《私募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与《母基金规定》的穿透管理要求,母基金管理人在发现子基金管理人违约、挪用等情形后,有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及时采取追索措施。怠于追索本身,即可能构成对母基金投资者的违约,投资者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过错事实加以主张。
(五)多层嵌套结构下投资损失的认定问题
损失是否已经确定,是私募基金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之一,目前法院大体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坚持清算前置。在(2025)沪74民终286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明确指出,基金无法兑付并不等于基础债权未来不能实现,一般情况下应坚持清算前置;实践中虽然存在未经清算即推定损失甚至推定全损的判例,但不宜将其视为普适准则。[21]另一种思路则认为,清算结果只是认定损失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在前述375号案中,基金资产已被挪用、清算陷入停滞,法院认为若坚持等待清算完成再确认损失“无异缘木求鱼”,并判令管理人先行赔付,投资者后续在清算中获得的清偿则从赔偿金额中扣除。[22]
在母基金结构下,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母基金的清算以子基金的退出或者清算为前提,而子基金的清算又以底层项目的处置为前提,清算链条被进一步拉长。如果严格坚持清算前置,投资者可能面临遥遥无期的等待。笔者认为,375号案所代表的“推定损失”思路在母基金纠纷中会有更大的适用空间,但法院也会像286号案那样,审慎审查是否存在“损失已可显著预见”或者“管理人存在重大过错”等特殊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549号案提供了一种折中的思路:该案中FOF基金尚未清算,但已通过转让下层基金份额实现退出,法院即以份额转让价款作为认定损失已经形成的依据。[23]沿着这一思路,《母基金规定》对估值、审计和信息披露提出的专门要求,将使母基金管理人依规出具的估值报告、定期报告和穿透披露信息,成为法院判断子基金及底层资产价值、认定损失是否已经发生的重要证据。反之,管理人未依规估值或者披露的,法院也可能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此外,“管理人先行赔付、在赔偿范围内继受投资者在后续清算中的权利”这一处理方式,既能及时救济投资者,又能避免其双重受偿,在清算周期较长的母基金纠纷中预计会被更多法院采纳。
(六)关联交易及基金合同变更程序引发的争议
母基金投资于本管理人或者关联方管理的子基金,是行业中的常见做法,也是利益冲突的高发地带。既有判例对于管理人隐瞒利益关联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信文兴乐”系列案中,管理人在基金成立前与融资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并收取费用,却未向投资者披露,北京高院认定其违反了如实披露义务。[24]但对于关联交易本身,法院则区分了投资者的救济方式:在938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关联交易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因关联交易受损的,管理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基金份额持有人无权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确认关联交易无效;[25]在549号案中,FOF基金以向关联方转让下层基金份额的方式退出,因该交易经持有人大会全体表决通过,法院认为除非投资者能举证证明管理人在磋商或缔约时存在侵害其权益的情形,否则相应风险应由份额持有人共同承担。[26]
《母基金规定》第十一条要求母基金与本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私募基金有效隔离,投资人员不得兼任,并对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管理作出专门要求;第四条还对投资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管理人所管理基金设定了30%的上限。这些规定将为投资者主张“利益输送”“不公平对待”提供更加具体的依据。诸如母基金在子基金中承担劣后、为关联直投基金“接盘”、以不公允价格受让关联基金份额等行为,都可能成为今后诉讼审查的重点。从549号案的思路看,管理人若能就关联交易事先取得持有人大会的有效授权,将在诉讼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此外,第十七条规定的长期资金豁免需要“经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的决策机制通过”,存量产品为满足母基金认定条件也可能需要修改名称、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等合同条款。这些程序性安排同样可能引发争议。既有判例对此类程序要求把握较严:在(2018)京03民终13051号案中,管理人以投资者预留的空白签署页修改合伙协议,法院认定该修改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对有限合伙人不发生效力;[27]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民终145号公报案例中也指出,合伙协议对重大事项未约定明确表决方式的,不宜适用资本多数决,而应实行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28]可以预见,存量产品转型以及长期资金母基金启动比例豁免时,若程序存在瑕疵,相关变更的效力将可能受到投资者的挑战。
(七)征求意见稿对存量纠纷的参考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母基金规定》目前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正式发布后原则上也不具有溯及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存量纠纷毫无影响。从前述375号案、20429号案等判例可以看出,法院在判断管理人是否尽到谨慎勤勉义务时,经常参考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则所体现的行业标准。因此,在正式规则出台前后,存量母基金、FOF纠纷中的当事人都可以援引《母基金规定》所体现的监管理念来论证管理人的义务内容,只是其效力层级与时间效力问题,仍需在个案中审慎把握。
三、结语
《母基金规定》首次为私募母基金搭建了专属的规则框架。从争议解决的角度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母基金管理人原本较为抽象的信义义务,转化为不得让渡投资决策权、穿透管理、披露选择标准、遵守分散比例与负面清单等一系列可以对照检验的行为规范。这一方面将强化法院实质审查、穿透认定的既有裁判倾向,压缩通道、LP不执行事务等抗辩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规范运作的管理人提供了清晰的合规指引和抗辩依据。
对于母基金管理人而言,应当高度重视决策留痕,确保遴选、决策、下单等关键环节由本机构完成并有据可查;审慎设定并严格执行对外披露的选择标准,避免“承诺过高、执行不到”;建立可举证的穿透管理和投后跟踪机制,发现风险后及时披露并依法追索。对于投资者而言,则应注意留存管理人披露的选择标准、决策程序和穿透信息,在发现风险后及时行使知情权,合理选择诉讼对象和请求权基础,并注意收集损失已经实际发生的证据。
同时,规则落地后也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多层结构下转受托人理论的适用边界、违反分散比例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长期资金豁免及存量转型中的程序效力等,都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回应。笔者将持续关注征求意见稿的修改与正式文本的发布,以及相关案件的裁判动态。
[1]《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私募基金的投资层级应当遵守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但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将主要基金财产投资于其他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不计入投资层级。”
[2]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民终3484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德福公司与歆悦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均与本案合同的履行无关。……德福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平仓造成了李宝英的损失,应予以赔偿。”
[3]在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终375号案中,法院认为:“本案中,钜洲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未体现出应有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一审查明的事实反映,案涉私募基金实际上是由钜派公司进行实质管理。……而两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钜洲公司在涉案基金运作过程中专业、独立、尽责地履行了管理人义务。同时,涉案基金财产被案外人侵占转移,与钜派公司、钜洲公司未切实履行管理人义务有相当因果关系。”
[4]《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
[5]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5)京0105民初20429号案中,法院认为:“对于私募基金的类型及各层级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义务范围,应当结合涉案私募基金的具体情况,从实质上进行认定,而非仅从交易结构及投资路径上进行形式认定。……某投资管理公司均从未向投资人披露涉案基金系FOF基金,亦从未明确告知投资人其作为涉案基金的管理人,仅对上海某合伙企业及上海某资管公司负有管理义务,对底层标的企业不负有管理义务一事。在此情况下,某投资管理公司在本案中以涉案基金为FOF基金为由进行抗辩,否认其对底层标的企业的管理义务,无事实及合同依据。”
[6]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780号案(二审案号为(2021)沪74民终375号)中,法院认为:“钜洲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约定勤勉尽责管理基金财产,对投资范围内的投资标的进行详细调查。但是,在涉案私募基金向明安万斛投资时,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明安万斛合伙人信息,《合伙协议》约定的普通合伙人汇垠澳丰自始未曾作为明安万斛的合伙人,钜洲公司未充分调查普通合伙人变更的原因,仍发出划款指令,将基金募集款项划转至明安万斛。且钜洲公司在一审审理中陈述,由于其不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汇垠澳丰是否作为合伙人不清楚,未去了解相关事实,亦未告知投资者……严重违反了管理人勤勉尽责管理财产的义务。”
[7]该案入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十个涉资本市场典型案例及长三角金融审判典型案例(2023—2024),二审法院为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高院在发布该案时指出:“本案中,投资者认购的产品属于嵌套投资的私募基金。嵌套投资的上层基金管理人未对投资风险进行必要审查,未谨慎勤勉监督、了解下层基金,未及时披露可能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实质影响的事项,违反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谨慎义务。”
[8]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429号案中,法院认为:“涉案基金系恒宇天泽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并以自己的名义入股上海旭珩卡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有限合伙人,其并不执行合伙事务,对于第三方的尽职调查资料系在涉案基金成立前形成的,不涉及基金管理人对于基金财产的管理处分及运用……其次,涉案基金尚在清算中,恒宇天泽公司亦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推动诉讼的进行,其并未有怠于向第三方主张权利的行为,王致新主张的其未尽投后管理义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9]在北京金融法院发布的投资者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25)之一中,法院认为:“某基金公司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仅对投放情况进行了调查,未向投资标的公司、下游合作公司调查核实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存在疏漏,属于未尽谨慎勤勉义务情形。……综合考虑某基金公司的过错程度、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判决某基金公司对投资者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
[10]在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终549号案中,法院认为:“商事信托中,管理人就私募基金的投资操作是否符合忠诚勤勉的义务,应基于商业判断原则。就本案事实而言,首先,无论是某某1基金还是某私募基金1并购基金,在投向FX项目时相关风险尚未发生,相应投资标的也未与《某基金合同》《某私募基金1并购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其次,在FX风险发生后某某公司11、某某公司1向投资者及时披露了相关情况,并采取了措施予以止损,亦履行了相应管理义务,未见有不符合一般商业判断之情形,亦难谓有违忠诚勤勉义务。”
[11]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终1882号案中,法院认为:“案涉两笔投资是青岛圆融公司根据甘肃低碳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所进行的投资,且甘肃科投公司所委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也在决议中签字同意。……案涉两笔投资到期后,青岛圆融公司采取了适当的催要、协调展期等措施,青岛圆融公司未对案涉两笔投资提起诉讼,系其基于诉讼成本等综合考虑,甘肃科投公司并不能证明青岛圆融公司存在主观过错。”
[1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2021—2022年金融资产管理类案件审判典型案例之七(邓某与甲证券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对于管理人是否违反审慎管理职责,“应结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资管合同约定,审慎审查管理人是否采取了具体有效的投后管理措施,从投资项目运作的持续性跟进、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及风险控制措施的及时采取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并结合管理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其赔偿投资者本金损失的30%。
[13]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43号案,该案入选上海金融法院、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联合发布的十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该案中,《资管合同》约定“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于单一企业累计不超过计划净值的20%”,次级管理人另指示将托管账户中的资金转至其自行开立的账户并擅自用于购买信托产品,“导致合伙企业实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超过《合伙协议》比例限制”,法院判令资管公司与次级管理人连带赔偿投资者本金损失876,597.95元。
[14]《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31条:“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15]在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终549号案中,法院认为:“在股权私募投资中,通过多层基金嵌套形式开展投资活动是常见的市场操作方式。根据商事信托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受托人基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将信托事项转授他人,由他人作为转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在转受托人未履行信托义务造成损失时,可以直接向信托委托人承担责任。受托人因转受托人之选任以及对转受托人执行信托事务实施监督过程中存在过错等情形,亦应依法向委托人承担相应责任。……某某公司1符合前述转受托人的法律要件。因此,上诉人诉请某某公司11、某某公司1承担共同责任,在法律上并非不许,只是须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认定。”
[16]上海金融法院、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在发布(2022)沪74民终43号案时指出:“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投资者无权为自己的利益直接起诉次级管理人。本案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可预见性、正当性和社会效果三个层面对嵌套资管合同中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的侵权索赔予以考量……投资者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终局责任人求偿,不会导致其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
[17]《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为私募基金财产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在上海金融法院(2025)沪74民终1614号案中,法院认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以自己名义,为私募基金财产利益行使诉权,并未排除合伙型私募基金。”
[18]在北京金融法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典型案例之一(L某诉某银行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是契约型基金的权利组织,契约型私募基金管理人失联后,投资人可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代表提起诉讼向基金交易关联方主张权利。”
[19]在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938号案中,法院认为:“派生诉讼事实上是代表诉讼,即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情况下,由有限合伙人以自己名义代表合伙企业起诉诉讼,有限合伙人主张的权利亦是原属于合伙企业的权利,诉讼利益归于合伙企业。通常而言,只有合伙企业因合同遭受损失,但执行事务合伙人未积极主张损失赔偿的情况下,方能提起派生诉讼。”
[20]《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条:“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21]在上海金融法院(2025)沪74民终286号案中,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应坚持清算前置,除非损失的确定不以清算为前提。特殊情况下,虽未经清算但有其他证据证明损失确定实际发生的,法院可判决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当指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基于方便投资者进行司法救济并减少讼累的理念,确实存在未经清算即推定投资者损失已经发生,甚至是推定全损的部分判例。然而,法院不可一味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而忽视司法自身的中立性和谦抑性,此等特殊情形并不宜被视为普适准则。”
[22]在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终375号案中,法院认为:“基金的清算结果是认定投资损失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投资损失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认定损失。……考虑到基金清算处于停滞状态,无法预计继续清算的可能期限,且无证据证明清算小组实控任何可资清算的基金财产,如果坚持等待清算完成再行确认当事人损失,无异缘木求鱼。”
[23]在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终549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基金未清算并非阻却投资者赔偿主张的绝对理由,但仍须当事人证明存在投资损失已可显著预见,或基金管理人存在重大过错等情形。本案中,某某1基金向某私募基金1并购基金投入约2.5亿,在分配某某某项目盈利后,至2021年……某某1基金转让某私募基金1并购基金份额的退出价款为51,065,396.04元。因此,某某1基金虽然并未最终清算,但基金损失实际上已经形成,上诉人就此提出赔偿主张,具有法律基础。”
[24]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申4896号等系列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基金成立前,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某集团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并依据该协议收取了财务顾问费。该信息属于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某资产管理公司未予披露,违反了基金管理人的如实披露义务。”
[25]在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938号案中,法院认为:“从《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规定来看,关联交易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因关联交易受损的,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应分别承担对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法律并未赋予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关联交易无效的权利。”
[26]在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终549号案中,法院认为:“本案中因《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订立系经……基金持有人全体表决通过,故该退出下层基金的交易并非一般的信托管理事项,某某公司11系受基金份额持有人全体之授权而为此交易,除非上诉人等份额持有人能就该交易的磋商或缔约时对管理人存在侵害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形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否则相应交易风险应当由份额持有人全体共同承担。”
[27]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3051号案中,法院认为:“此空白签署页并未明确委托人、受托人和委托事项,不足以被认定为授权委托书……且变更涉案《有限合伙协议》系对合伙事项的重大变更,关系到全体合伙人的切身利益,不能单凭一张空白的签署页就认定对合伙事项的决定进行了授权,此与社会一般人的认识不符。”
[28]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145号案裁判要旨:“合伙企业是否就经营中发生争议提起诉讼,属于合伙企业较为重大的经营事项,不能简单归于经营活动中的日常事务。如合伙协议对该事项未约定明确的表决方式,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就该事项产生争议时,其决议适用资本多数决进行表决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亦不能体现合伙企业的人合性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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