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盒产品未成年人消费限制的法律规制——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地区为视角
发布日期:2026-11-18
作者: 陈峰
大成上海25周年系列白皮书《新零售行业热点法律问题解析与实务指引》由大成上海多位资深律师联合撰写,是一份面向新零售企业高管与法务的系统性合规实务指引。
本指引以新零售的商业模式特征为起点,聚焦消费纠纷、预付卡、食品安全、盲盒规制等热点议题。同时,本指引还针对服装与快消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合规体系建设等前沿问题进行了专业解读,并结合最新法规与典型案例,打造从风险识别到落地整改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该篇摘录自此白皮书第二部分新零售热点法律问题与合规指引:第六节盲盒产品未成年人消费限制的法律规制——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地区为视角,全文如下:
一、盲盒经济发展概述
(一)盲盒经济的商业逻辑与扩张态势
近年来,盲盒作为一种销售机制,因其具有极强的未知感与惊喜感,已从初期的潮玩亚文化圈层迅速破圈,演变为全球零售市场中初具规模的商业模式。
盲盒的核心商业逻辑在于其“射幸”属性,即消费者在支付商品对价时,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将获得何种特定款式、型号或内在价值的商品。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审视,盲盒机制完美地契合了消费者的多种心理[1]。由于“隐藏款”或“稀有款”的设定,消费者在每次购买时都面临着以小博大的心理预期,这种随机性奖励机制能够有效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从而产生极强的复购粘性。此外,随着二级市场的日益活跃,稀有盲盒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金融与流通属性,进一步放大了其商业杠杆效应。当前,盲盒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手办玩具,而是广泛渗透至文具、美妆、机票乃至餐饮等多个消费领域,并伴随着亚洲潮玩企业的出海战略,在东南亚及香港地区呈现出迅猛的扩张态势。然而,这种依靠不确定性驱动的商业扩张,也存在法律监管层面的隐患。
(二)未成年人盲盒消费的社会痛点与法律冲突
在盲盒经济的庞大受众中,未成年人群体因其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性,成为了风险较为集中的受众群体。未成年人普遍缺乏成熟的消费观念与风险识别能力,极易在商家的营销诱导与跟风心理的双重裹挟下,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近年来,未成年人动辄耗费数千甚至数万元压岁钱购买盲盒、引发家庭财务危机与退款纠纷的社会事件屡见不鲜[2]。
从法理层面剖析,未成年人盲盒消费不仅是一个社会治理痛点,更引发了深层次的法律冲突:其一,契约自由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冲突。现代商法以促进交易效率和保障交易安全为原则,但对于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法律必须施加“家长式”的干预。如何界定盲盒消费是否属于未成年人能力范围之内的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商家的信赖利益与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成为了司法实务中的棘手难题。其二,创新营销与变相博彩的边界模糊。盲盒的“抽奖”性质使其天然游走于正常商品销售模式与博彩的灰色地带之中。当盲盒商品的基础保底价值被打破,或者商家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回收变现时,这种销售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进而触及各国刑法有关博彩规定的红线。
二、各法域对盲盒商业模式的基础法律定性
面对盲盒经济跨国界、跨法域的快速蔓延,本文选取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泰国以及马来西亚作为切入点,探讨盲盒商业模式项下的跨境注意事项。目前,各地的规制路径主要呈现出专门性行政指引、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博彩法限制三大方向。
(一)专门性行政指引规制
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出台专门针对盲盒经营的规范文件,以实现精准监管。我国在盲盒监管的问题上较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领先。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在2023年6月15日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引》),全方位地规制了盲盒经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该《指引》明确界定了盲盒经营的定义,认为:“本指引所称盲盒经营,是指经营者在合法经营范围内,在事先告知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范围而不告知商品确定型号、款式或者服务内容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实体店、自动贩卖机等形式,以消费者随机抽取的方式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模式。”[3]同时,该《指引》对盲盒商品的种类限制、抽取概率、宣传行为及商品内容等作了细致规定,旨在推动盲盒行业的自我监管与行业健康发展。
在新加坡,针对盲盒经济的相关法规也正在制定中。新加坡内政部部长于2026年2月表示,已就盲盒问题进行研究并决定推出法规。内政部发言人也曾明确指出,盲盒指的是密封包装且购买时不会向买家透露内容物的商品,包括可收藏的玩具、模型或卡牌。[4]
(二)消费者权益与商品说明规制
在尚未出台单行法规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依托现有的消费者保护机制来防范盲盒销售中的欺诈与误导行为。
目前香港并没有专门针对盲盒商业模式的单行法律或行政指引。但在销售环节中,香港依据《商品说明条例》严禁商户采取不良营商手法。[5]马来西亚在商品陈述方面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的严格管理,盲盒商家必须对内容物的种类及概率等核心信息进行明确公示。泰国《1979年消费者保护法》[6]同样明确禁止使用对消费者不公平或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虚假或夸大陈述的内容作为广告语。
(三)博彩法风险防范
由于盲盒的核心机制是“随机抽取”,极易与“抽奖”或“赌博”产生混淆。泰国的《1935年赌博法》是界定盲盒是否构成赌博的重要法案。该法规定,在经营活动中以随机方式设置赠品或奖品的安排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否则可能面临监禁和罚款。马来西亚在盲盒的性质界定上受《1953年公共博彩场所法》与《1952年彩票法》的严密管辖。香港地区同样设有防范博彩风险的红线。根据香港牌照事务处就《赌博条例》发布的指引,由于常见扭蛋机中每件商品价值大致相同且顾客已知悉可能得到的商品,一般不视为“博彩”。但如果其中放有价值大幅高于其余物品的特定奖项,则可能被视为“博彩”并需申领牌照。
三、盲盒商业模式的法律定性与规制逻辑
盲盒销售行为不仅是商品的买卖,更是一种融合了概率预期与特定情感的合同。其独特的随机性特征,使得其处于民事法律行为和需要公法规制的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
(一)盲盒销售合同的法律性质辨析
传统的货物买卖合同通常建立在标的物明确、对价均等的基础之上,即“一分价钱一分货”。然而,盲盒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物权变动与标的物价值一致的逻辑,引入了极强的随机性,引发了法学界对其性质的深度讨论。
1. 射幸合同性质的辨明
从法理学角度看,盲盒买卖在性质上具有显著的“射幸合同”特征。射幸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义务的履行或权利的获得,部分取决于合同订立后偶然事件的发生。在盲盒交易中,消费者支付了确定的对价,但其获得的实物价值处于不确定状态,是否能获得预期的那一款商品也不确定。中国《指引》明确指出,盲盒经营是指在事先告知特定范围而不告知确定型号、款式的情况下,通过随机抽取方式销售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新加坡也被描述为“密封包装,购买时不向买家透露内容物”的商品,包括潮玩、模型或卡牌等。
2. 知情权与商业秘密的平衡博弈
在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语境下,经营者负有如实告知商品状况的义务。[7]但在盲盒模式中,标的物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其核心商业价值所在。这就产生了一个法律矛盾: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商家的经营策略如何平衡?[8]目前的司法共识是,商家虽无需公示每一个具体包装盒内的款式,但必须公示概率分布和商品范围。如马来西亚《消费者保护法》和泰国《1979年消费者保护法》均严禁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要求商家必须确保广告内容不引起对商品本质的误解。这种“概率透明”是维持射幸合同合法性的必要底线。
3. 标的物确定性的延迟与合同效力
盲盒合同的独特之处在于标的物的确定性被延迟到了“拆封”那一刻。从法律效力上看,这属于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如果商家未能按照公示的范围和概率投放商品,则构成对合同要约的违反。
(二)盲盒与非法博彩的法律界分
盲盒是否构成“赌博”,是全球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规制未成年人消费的核心前提。其界分标准在于是否具备输赢风险以及是否涉及以小博大的风险性收益。
1. “等价保底”原则的核心地位
泰国、马来西亚及香港地区的法律实践,均强调了“对价平衡”这一关键因素。泰国行政厅明确认为,如果消费者购买价格与盲盒内商品的基础市场价值对等,不存在输赢风险,则不视为赌博。反之,如果商家在盲盒中放入了价值极度不对等的大奖,如现金、黄金等,或部分产品价值远低于购买价格,则可能构成具有输赢风险的赌博行为。马来西亚《1953年公共博彩场所法》、泰国行政厅也将“为获取金钱或金钱等值物而参与纯凭运气的游戏”视为赌博。当盲盒失去零售属性变为“以小博大”的机制时,其性质即发生异化,可能触及非法赌博的红线。
2. 二级市场溢价对法律定性的冲击
盲盒的博彩化倾向往往通过二级市场的溢价得以放大。在盲盒行业,特定的“隐藏款”盲盒因其概率稀少在二级市场上的转售价格较一般盲盒要高出数倍不止,因此盲盒行业也形成了繁荣的二级市场。如果销售方直接参与盲盒的回收,或通过操纵特定款式的产出率来诱导二级市场炒作,则其行为在香港法律下可能被视为需要申领牌照的“博彩”。这种二级市场的介入,使得原本简单的买卖合同具有了金融投机色彩,进而将经营者暴露于非法经营或组织赌博的法律风险之下。
四、盲盒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框架透视
在界定了盲盒商业模式的底层法律逻辑后,本章将深入剖析我国内地、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五个法域在盲盒产品领域内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框架。
(一)中国内地:专门性行政指引与全方位正面规制
我国是目前全球盲盒消费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率先在国家层面对盲盒经营进行专门立法规制的国家。我国的监管逻辑跳出了传统的事后救济的框架,采取了事前行政指导与事中行为规范相结合的路径。
2023年6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的通知》。该《指引》为我国盲盒市场的规范运行确立了基础性框架:首先,在主体与客体限制上,《指引》明确界定了盲盒经营的内涵,即“在事先告知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范围而不告知商品确定型号、款式或者服务内容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实体店、自动贩卖机等形式,以消费者随机抽取的方式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模式”,并对盲盒商品的种类、抽取概率的明示义务、宣传行为的红线作出了详尽规定。其次,在未成年人特别保护方面,我国确立了8周岁年龄与监护人明示同意双重规则。《指引》强制要求,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必须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经营者被要求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同时,《指引》强调了盲盒销售应当具有“防沉迷”的相应措施,鼓励地方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对小学校园周边的盲盒销售距离与内容进行隔离与规范。这种直接且正面的规制模式,极大降低了未成年人冲动消费的风险。
(二)我国香港地区:普通法与单行条例的复合规制
香港地区目前并未针对盲盒出台专门的单行法律,其监管体系建立在普通法原则与多部特定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条例的综合体系之上。香港的规制逻辑侧重于打击不良营商手法与坚守产品安全底线。
首先,在商业推广环节,香港海关依据《商品说明条例》对盲盒销售进行严密监控。任何虚假商品说明,如暗中篡改概率;误导性遗漏,如隐藏保底机制或诱饵式促销等均会触发该条例的处罚机制。而在商业模式的定性上,香港牌照事务处依据《赌博条例》确立了“等价原则”:若盲盒(如扭蛋机)内每件商品价值大致相同且在顾客已知悉范围内,一般不视为博彩;但若放入价值大幅畸高的特定奖项,且商家参与二级市场回收,则存在被认定为非法博彩的极高合规风险。
其次,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私法救济上,香港依据《货品售卖条例》第4条及普通法判例确立了“必需品”规则。[9]该法条明确,虽然无订立合约能力的人在获售卖“必需品”时需支付合理货价,但高价值的盲盒及潮玩手办在司法实务中显然不属于适合未成年人生活状况及实际需要的“必需品”。因此,未成年人购买高价盲盒的合同依法无效。若未成年人付款,其监护人享有绝对的权利主张合约无效并要求商家全额退款。
再次,香港对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的物品采取了极高额的罚则。除了《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10]要求的双语警示标记外,若盲盒内容物触碰红线,将面临严厉制裁:依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第15条,向未成年人售烟将处第4级罚款(25,000港币);[11]依据《应课税品(酒类)条例》第37条,售酒将面临第5级罚款(50,000港币);[12]而若违反《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13]第22条向未成年人发布不雅物品,最高可处罚款800,000港币及监禁12个月。
(三)新加坡:从消费者保护向专门法规的过渡
作为东南亚的商业枢纽,新加坡对待盲盒的态度正处于由传统法益保护向专门立法规制过渡的关键阶段。新加坡内政部已明确表示,针对包含可收藏玩具、模型或卡牌在内的盲盒商品,专门的法规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
在专门法规出台前,新加坡的相关法律框架以三部分为主:
其一,严密的合同效力规定。新加坡通过《民法法案》第35条第1款确认了18岁为完全行为能力分界线。[14]对于18岁以下的群体,结合《未成年人合同法》第3条[15]与《货物买卖法》第3条[16],形成了与香港类似的“非必需品退还”法律逻辑。盲盒消费合同对未成年人不可执行(或可撤销),法院有权要求退还所涉财产。
其二,严苛的实体安全标准。依据《消费品安全要求条例》(CGSR),新加坡对盲盒玩具的化学成分实施零容忍监管,特别是对塑化剂(如DEHP、DBP、BBP等)的含量总和严格限制在0.1%以下,从物理层面保障儿童健康。[17]
其三,零诱导的广告准则。《新加坡广告准则》为盲盒营销划定了极严的红线,明确禁止在广告中直接敦促儿童购买产品或教唆其说服父母购买,彻底切断了盲盒商家利用儿童轻信心理进行攻击性诱导的可能。[18]
(四)泰国:严苛的赌博禁令与未成年人保护网
泰国的法律体系在规制盲盒时展现出了极强的威慑力,其核心争议与监管重心高度集中于《赌博法》的适用。
首先,泰国行政体系对“赌博”的认定标准极为严格。《赌博法》第8条及第12条规定,未经许可通过随机方式设置奖品的安排属违法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及罚款。泰国行政厅在实务指导中明确了判定标准:输赢皆凭运气即为赌博。只要盲盒内存在与购买价格极度不对等的大奖,或放入价值低于售价的物品(即缺乏等价保底),该销售行为即构成具有输赢风险的赌博。
其次,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泰国《儿童保护法》发挥了关键的兜底作用。该法第26条严禁引诱、允许儿童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一旦某种盲盒被内政部认定为“具有赌博性质”,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不仅触犯《赌博法》,更将面临第78条规定的监禁与罚金的双重刑事处罚。[19]
再次,在民事层面,泰国《民商法典》第21条与第24条规定,未成年人实施法律行为必须获得法定代理人同意,除非是与其生活状况相适应且为合理需求所必需的行为。由于盲盒通常与未成年人的身份地位及合理需求不符,监护人可依法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返还款项。此外,《消费者保护法》第22条亦对夸大陈述及导致社会不良影响的广告语实施了严格的审查与禁令。
(五)马来西亚:反博彩法与消费者权益保障
马来西亚对盲盒的规制体系与泰国有着相似的路径,主要依托反博彩法与消费者保护法。
首先,马来西亚《公共博彩场所法》[20]与《彩票法》[21]对博彩的定义极为宽泛。一旦盲盒失去了“保底等价商品”的零售属性,转变为以小博大的机制,即符合“凭借运气获取金钱或金钱等价物”的定义。在缺乏财政部特许牌照的前提下,大马警方有权直接以组织非法博彩罪名对该类盲盒销售行为予以取缔。
其次,马来西亚《消费者保护法》在保障盲盒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知情权方面具有极强的实操性。该法第10条列举了12项严禁作出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涵盖了商品的种类、质量、数量乃至中奖概率。这要求盲盒商家必须在销售时保持极高的信息透明度。[22]
最后,依据马来西亚《1950年合同法》第11条,马来西亚的法定成年年龄为18周岁。同法第69条同样确立了“生活必需品”规则。[23]在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与实践下,包含随机抽取与娱乐投机属性的实体盲盒或虚拟抽奖绝无可能被认定为“生活必需品”。因此,若未成年人盗用父母电子支付工具或私用零花钱购买盲盒,监护人拥有绝对的法律依据,主张该交易因缔约方缺乏行为能力而自始无效,并要求全额退款。同时,对于14周岁以下的受众,产品还必须严格遵守《消费者保护(玩具安全标准)条例》的技术要求,以保护未成年消费者。
五、跨境盲盒经营的核心争议对比与实务合规指南
面对各国逐渐收紧的监管趋势,盲盒企业在跨境经营中必须完成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的理念转变。为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与商事创新自由的平衡,经营主体应当摒弃产品的金融属性,构建涵盖销售、产品设计、营销与供应链管控的全周期合规体系。
(一)销售前端风控:缔约能力审查与数字身份拦截
针对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受限所引发的效力瑕疵与退款风险,经营主体应当在销售前端建立实质性的审查机制。目前,各个盲盒企业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警示往往流于形式。在线上交易场景中,企业须将实名身份核验强制嵌入注册与支付节点。通过技术手段阻断未成年人专属电子钱包或亲属代付渠道在高价值盲盒交易中的适用,强制引入监护人明示授权的二次验证程序。对于线下实体门店与自动售卖终端,企业应当切实履行物理隔离与人工审查义务。除了严格遵守属地关于校园周边距离限制的物理空间隔离要求外,一线销售人员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级别的高价盲盒时,必须履行年龄核验与监护人授权确认的审慎义务,从而在缔约前端切断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风险。
(二)产品机制重塑:射幸属性的限制与保底价值确立
为彻底阻断盲盒在部分法域向非法博彩异化的刑事风险,产品设计的核心在于限制其射幸属性并坚守“等值保底”的底线。企业在进行产品企划时,建议确保同一系列中常态款式的基础制造成本和零售价值与单次盲盒的销售对价相符。此外,企业还应确立严格的合规禁入清单,绝不允许在出口至反博彩法严密地区的盲盒中,投放现金、贵金属凭证或价值畸高的隐藏奖项。同时,为切断盲盒的金融流通属性,建议企业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版权与交易限制声明,严禁官方平台以任何形式参与盲盒的回收、折现或二级市场交易,以此作为阻断非法博彩或非法彩票发行指控的制度屏障。
(三)营销传播规制:去诱导化宣发与防沉迷系统嵌入
在广告营销层面,企业应严格恪守各地消费者保护法及广告准则对于信息披露与儿童心理保护的强制性规定。一方面,企业应当建立严格的广告词汇审查机制,在全平台宣发中不使用带有赌博暗示及诱导性的营销话术,避免利用未成年人的轻信心理进行不当的消费裹挟。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履行充分的概率明示义务,在产品实体包装、线上详情页及线下抽盒终端的显著位置,客观、清晰地披露各款式的抽取概率及隐藏款的生产配比。此外,在线上经营平台中,企业应当强制接入防沉迷与消费熔断系统,基于用户年龄分层设定单日消费额度与抽盒频次的绝对上限,通过技术干预阻断未成年人的成瘾路径。
(四)供应链合规标准:对标属地化安全与双语标识红线
作为实体商品,跨境盲盒的供应链品控必须无缝对接出海目标市场最高层级的安全技术规范。针对东南亚地区对儿童玩具的严苛标准,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环节必须严格控制涂料重金属及各类塑化剂(如DEHP、DBP等)的含量,确保其远低于属地立法的强制性要求。在产品外包装设计上,必须全面推行属地官方语言及英语的双语安全警示标识,并明确标注适用年龄限制与生产商溯源信息。对于跨界联名或包含特殊内容物(如食品)的盲盒,企业合规部门须行使一票否决权,严禁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中混入任何违背当地公序良俗、健康标准或涉嫌不雅元素的物质,坚守实体产品出海的安全底线。
六、结语
盲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已经触及了各国市场监管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敏感神经。伴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监管维度的不断拓宽与执法尺度的持续收紧,盲盒产业正在经历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化治理的重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以及防范涉赌风险已经超越了单一区域的法律范畴,成为了跨国商业运营中必须共同坚守的合规底线。只有在拥抱全球合规趋势的前提下,该商业模式方能真正跨越不同法域的法律鸿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长远且稳健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佳:《基于消费者认知偏差的盲盒营销及规制路径》,载《消费经济》2026年第2期。
[2]《中国消费者报》于2026年4月17日报道,消费者刘先生的未成年女儿在某线上盲盒经营平台频繁进行盲盒消费,累计消费180余次,金额近5000元。刘先生要求退款,商家以其已经过提示为由拒绝退款,后经过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多次沟通、逐一核对消费记录,最终经营者同意,针对该笔消费中尚未发货、商品价值共计1533元的盲盒订单,为消费者办理全额退款手续,该部分款项已按流程退还至消费者账户。
[3]《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的通知》,载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zfjcs/art/2023/art_e2facd76a7fb4e90b03912cffb5e7d53.html,2026年4月29日访问。
[4]《新加坡将规范盲盒经济,严防赌博风险——尚穆根》,载https://www.shicheng.news/v/Prym2#new,2026年4月29日访问。
[5]《商品说明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62!zh-Hant-HK,2026年4月29日访问。
[6]Consumer Protection Act, B.E. 2522 (1979),载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6820,2026年4月29日访问。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
[8]叶晓丹 朱倩青:《盲盒销售的法律规制困境与出路探寻》,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9]《货品售卖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6,2026年4月29日访问。
[10]《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24?_lang=zh-Hant-HK,2026年4月29日访问。
[11]《吸烟(公众卫生)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71!zh-Hant-HK,2026年4月29日访问。
[12]《应课税品(酒类)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09!sc,2026年4月29日访问。
[13]《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载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90!zh-Hant-HK,2026年4月29日访问。
[14]Civil Law Act 1909,载https://sso.agc.gov.sg/Act/CLA1909?ProvIds=pr35-,2026年4月29日访问。
[15]Minors’ Contracts Act 1987,载https://sso.agc.gov.sg//Act/MCA1987,2026年4月29日访问。
[16]Sale of Goods Act 1979,载https://sso.agc.gov.sg/Act/SGA1979,2026年4月29日访问。
[17]Consumer Protection (Consumer Goods Safety Requirements) Regulations 2011,载https://sso.agc.gov.sg/SL/CPTDSRA1975-S113-2011,2026年4月29日访问。
[18]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载https://asas.org.sg/Portals/0/SCAP%202008_1.pdf,2026年4月29日访问。
[19]Child Protection Act, B.E. 2546 (2003), 载https://www.moe.go.th/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1/02/809775_0001.pdf,2026年4月26日访问。
[20]Common Gaming Houses Act 1953,载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LOM/EN/Act%20289.pdf,2026年4月29日访问。
[21]Lotteries Act 1952,载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LOM/EN/Act%20288.pdf,2026年4月29日访问。
[22]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99,载https://aseanconsumer.org/file/post_image/CONSUMER%20PROTECTION%20ACT%201999%20AMENDMENT%202019%20.pdf,2026年4月29日访问。
[23]Contracts Act 1950,载https://www.lawyerment.com/library/legislation/acts/1950/136/,2026年4月2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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