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9号令的深入解析:个人在境外购置股票、房产、保险、身份转变以及离岸信托遇到的实务问题
发布日期:2026-11-17
作者: 莫非
2026年12月1日的时候,一份标题为《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即国家发改委2026年第49号令,行业内部将其称为“49号令”)开始正式施行。在同一天,此前已经施行了接近九年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也就是11号令)被宣布废止。
这一次调整,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完成了文件名称的更换,且在实际层面埋下了一个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影响颇大的改变:居民个人,首次被清晰地列入了境外投资的管理框架之中。
在这之前,个人借助境外公司来进行投资的时候,发改委方面是不进行管理的——其管理的重点在于外汇局相关的那一摊事务。在49号令发布之后,整体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发改委需要确认投资主体的资格,并且为个人设定程序上的义务,同时建立信息台账;而外汇局则是继续对于资金是否能够汇出境外的问题进行管理。这两套系统处于并行状态,个人也就被置于两者中间的位置。
本文试图将相关事项予以说明。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对于新规的背景、边界、报告义务、违规后果以及资金通道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快速的梳理,从而建立整体框架;而在后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四个在实务操作里最经常被问到且容易遇到风险的疑问——个人在境外购置房产是否能够算作投资、购买香港的保险是否计入其中、取得香港身份之后是否可以不再受监管、离岸信托在面对发改与税务这两套要求的时候应当如何处理——分别进行详细说明,且尽可能将其中的要点说明清楚。
一、为什么会有这部新规
拉开时间线来看,推动修法的现实动因是比较明显的。发改委在答记者问时披露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从2017年的1583亿美元上升至2025年的2136亿美元,且存量从1.8万亿增长至3.4万亿美元。整体的规模在持续扩大,然而监管框架在较长时期内仅将“境内企业”作为唯一的规制对象。这一缺口随着发展逐渐扩大,且终究是需要去弥补的。
49号令的上级文件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且该规定属于对外投资领域中首部行政法规层级的文件。对于这一位阶关系的问题而言,它是比较重要的,在后续说明责任内容的时候能够用得到——当涉及核准备规类的罚款事项时,其设定依据在于行政法规,且发改委自身并没有权限进行减免。
二、新规有哪些变化?
1、从“不管个人”到“管个人”
以往是如何进行管理的?11号令的第二条将投资主体界定为“境内企业”。对于自然人方面的问题,第六十三条存在一个开口:境内自然人通过所控制的境外企业去进行投资的时候,可以参照执行;且自然人直接开展境外投资的情况,并不适用。
49号令的第二条通过一句话改变了这个格局,其内容为:“本办法所称投资者,包括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且第十三条的第二款还专门就居民个人所适用的主管机关作出了指定,即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省级发改委。
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个调整:对于个人进行境外投资这方面的问题,从原先的“发改委不进行监管、外汇局负责资金管理”的状态,转变为“发改委需要确认相关资格、设立程序义务且建立台账,且外汇局依然继续管理汇兑事宜”的情况。
2、哪些事算“对外投资”
49号令对于“对外投资”所给出的定义,其精神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由相关主体投入资产与权益,或者提供融资及担保;这一过程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且最终所取得的,是境外企业或者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至于境外再投资的情况,也同样被包含在内。
在这个定义里面,“间接”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此次范围扩大的核心要点。新的办法将八类情形进行了列举,且对于个人方面的影响来说,实际上最为显著的包含三类情况:在境外购置房产、设立或者增加境外企业的资本、借助信托或者协议的方式来实际控制境外资产。对于高净值家庭在境外做出相关安排的主要形式而言,基本已经被上述这三方面所涵盖。
关于“控制”的定义,这一点也是值得去留意的。它并不要求你持有超过半数的股份,只要能够对于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形成支配,就有可能被相关方面认定。在家里设立一个家族信托,且你保留投资决策权、担任唯一董事、对账户具有实际支配力的时候——这些情况都可能构成踩线。
另外还存在一个补充性的规定:在作出认定时,需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如果试图通过交易结构的方式来避开定性结论,这样的途径基本上已经被封住了。
3、明确豁免QDII、港股通、跨境理财通
对于个人海外购票投资是否需要按49号令备案核准?
第七十三条明确:通过这三个官方通道投境外金融市场的,不适用核准、备案、报告规定。但例外情况是,拿到被投资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持币比例达到10%的整数倍,还是算对外投资。
个人去境外券商直接开户买美股、港股的,算不算要向发改委备案的对外投资,49号令没有把它列为豁免通道,但也没有明确备案路径。实质约束仍在外汇监管端:个人每年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仅限经常项目。新规没有让这个灰色地带变白,也没有新增针对它的罚则。
4、新增了对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和年度报告义务。
49号令第十五条: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及相关资产转让,要做安全审查。无人机、芯片、AI、军民两用物项的对外投资可能都要过安全审查。
第五十四条规定:每年6月30日前,通过网络系统报送上一年末的对外投资情况。进行系统的海外投资,就要持续报告。
5、境外再投资,要提前报告
第十四条是许多人在通常情况下会容易忽略掉的一项规定。 当你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境外企业去进行非敏感类的再投资活动的时候,且需要在正式实施之前满10个工作日,借助网络系统向发改委提交相应的报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乃是“实施前10个工作日”的事前义务,且并非属于事后进行补报的情况。若是等到交易文件都已经签署完成之后再去补交,那么就已经构成了违规的行为。
返程投资的情况也同样包含在其中。当香港的企业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且BVI公司在境内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时候,这些情形均属于该条款的覆盖范围。
与原有的办法相比较,49号令去除了一项限制条件:之前对于大额且非敏感类的项目,只有在金额达到3亿美元以上的时候才需要进行报告,而现在无论金额多少,均一律要求上报。
三、违规了会怎样
此处存在一个分界点,需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对于没有进行备案的情况,以及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其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纯粹违反报告义务的情况(例如遗漏了再投资报告),依据49号令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所给予的处罚为:责令改正;且如果情节较为严重的时候,则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需要注意,其中并没有罚款这一项。
不过,若是出现了违反核准备案义务的情况,那便属于另外一种情形了。按照国务院837号令的相关规定来看,罚款的设定是在行政法规的层级之上:对于违法所得的部分予以没收,且可以依照中方投资额1‰到5‰的比例来进行罚款;在拒不改正的时候,会责令对资产作出处分,且按照5‰到10‰的比例罚款。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再投资行为都仅仅是备案而不经过审批。对于项目属于敏感类的情况(例如未建交国家、战乱地区、敏感行业等),其所适用的流程并非“报告”而是“核准”,且需要先取得发改委的核准文件。如果在尚未获得核准的时候就开展相关活动,那么会直接适用前述的罚款规定。
除了公开的处罚之外,还有若干附随的后果是更值得去关注的:个人的信用相关记录会被纳入“信用中国”且受到联合惩戒;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时候,对方通常会主动要求你提供报告凭证,而违规情况最先体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业务无法顺利办下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私人银行以及保险经纪机构会加强尽职调查,且相应的成本最终是由你来承担的;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之中还存在“责令暂缓”,其能够直接使投资行为被叫停。
四、钱怎么出去
49号令所规范的,是“这件事发改委是否予以认可”的问题,不过即便是认可了,也并不代表资金就必然能够汇出。第三十五条表述得比较明确:若属于核准备案的范围却没有进行备案,那么外汇相关的手续是一律无法办理的;且即使完成了备案,外汇局也未必会准许你办理购付汇。这两件事分别归属于两套不同的规范,且涉及两个不同的部门。
对于个人购汇的情况,资本项目方面是按照可兑换的推进进程来进行管理的。5万美元的便利化额度仅能够适用于经常项目。在2017年之后,《个人购汇申请书》明确了“六不得”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以及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如果存在违规的行为,就会被列入“关注名单”,且在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时候,均不享受便利化额度。
到这里整体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了。下面所列举的四个专题,是我们在实际接触到的咨询内容里出现频率最高、且也最容易在判断上出现失误的地方。
专题一:购买香港的保险,
是否能够被算作境外投资方面的问题?
首先给出结论,且这个结论是能够拆开来进行观察的:对于以你自己的名义直接去进行投保的情况,是不算在内的;然而,若是经由境外公司或者信托的方式去持有这张保单的时候,其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需要这样处理?我们应当将“保险合同”与“保险合同的持有方式”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开考虑。
在49号令所列举的八类情形当中,与金融资产最为相近的,是第(四)项“获得境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以及第(七)项“参股境外基金”。通篇来看,“保险”这一表述并未出现。这并非立法层面的疏漏,而是由定义本身所决定的。该定义的关键要点在于“取得所有权、控制权以及经营管理权”。当个人购买一份香港的储蓄险或者重疾险的时候,其所获得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合同层面的债权——涵盖保险金请求权、现金价值请求权,且在投资相连险当中还包含选择投资账户的权利。投保人并非保险公司的股东,既无法召开股东会,也不能免除董事,且更谈不上支配其经营与财务。对于定义所要求的上述三项权能,投保人可以说是一项都不具备。因此,从法律性质的角度来分析,投保行为属于跨境金融服务消费,而非获取境外权益的投资。
这一判断能够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份文件当中找到相应的呼应。财政部与税务总局所发布的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公告,在对于“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安排”进行界定的时候,明确将某一类产品排除在范围之外:即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监管、面向不特定客户独立开展业务且自担风险的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基金公司所发行的金融产品,不在此列。该份文件属于税务方面的口径,不能够直接拿来套用至发改部门的对外投资认定,两者各管一段。不过,它也体现出一条彼此一致的立法思路——对于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面向不特定客户销售的标准化产品,与个人自行设立、自行控制的权益性安排,监管层面是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的。香港的保险公司受到保监局监管、面向不特定客户且自担风险,其保单恰好属于前面那一类。
把不同情形捋一遍:
- 以个人名义直接进行投保,且保费来源于本人合法资金,本人同时作为投保人与持有人——这一情况不构成相应认定。其所持有的是合同债权,且在八类情形之中也未能对应得上。
- 投资相连保险——一般来说倾向于不构成。你在进行投资账户选择的时候,并不等同于你实际拥有了相关的基金份额,且相应的权益仍然包含在保险合同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目前还在等待具体的实施细则。
- 通过境外公司来持有保单(利用BVI或者香港SPV作为投保人)的时候,设立该SPV公司的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对外投资的范畴,且需要依据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备案。
- 由SPV公司出资购买保单这一情况——在解释层面存在一定空间,且更倾向于认定为不构成,不过对于此类问题,建议能够从严格的角度进行检视。
- 保费融资——需要看提供资金的一方。境外企业去借钱且把保单作为抵押,有可能引起相关申报;境内机构给外面做保证,且可能属于“提供融资、担保”的情况。
- 通过信托的方式来持有保单——需要按照具体案件进行分别评估,详细内容可以参照专题三。
这里有一个不少人都容易误入的误区。当人们听到有人说“香港保险不算境外投资”的时候,往往就会认为是完全没有风险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那些真正去购买大额保单的高净值客户,大多并非以个人名义直接持有,而是将保单放入境外公司或者家族信托里面。如果选择了“保单+境外公司/信托”这种组合方式,那么发改委所关注的就并非保单自身,而是该公司或信托的设立以及再投资行为。保单本身并未改变,但是持有的架构把你带进了监管所注视的范围之中。
举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王女士在早些年通过一家BVI公司来持有一份额度较大的储蓄型保险,且该公司注册在离岸地区。她过去一直认为“保险又不是投资,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在49号令的要求下,那家BVI公司的成立这一行为本身即属于“新建境外企业”,且需要进行备案;另外,该公司在之后使用利润去购买其他资产的时候,又符合了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申报情形。保单是否处于安全状态,从来都不是由保单本身这份文件来决定的,而是要看它是被放置在怎样的结构之下。
归根结底,监管所区分的,是“你购买了一个受到监管的标准化产品”与“你自己搭建了一个能够控制的境外架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于前者的情况,你仅仅是作为金融消费者存在,且相关的风险是由持牌机构来承担的;而对于后者,你才是实际的掌控者,且由于信息没有进入台账,监管方面也就无法察觉。49号令所要弥补的,恰恰就是后一种情形的盲区。因此,同样是一份香港保单,个人持有的时候属于消费行为,公司持有的时候则变成了投资——且这个分水岭并不在保单本身,而是在于控制权的归属。
倘若您目前是通过公司或者信托来持有保单,那么如何选择接下来的操作呢?首先可以把持有的结构梳理明白:具体哪一层级属于公司、由谁来实施控制、资金通过什么方式进出。接着需要判断这家公司的设立过程是否经过了发改备案,且它的再投资是否进行过申报。对于没有走完流程的情况,不必急着去补,可以先等待配套的细则或者做窗口咨询——但是出资凭证、架构图、时间线这类证据链条务必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将来需要补申报的时候,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材料。
退一步来讲,即便保单本身没有被纳入发改的相关框架之中,其他的那几道关卡也依然是一个都没有减少的。
签署地点方面——香港保监局自2016年开始,要求内地访客在投保的时候,必须签署“重要资料声明”这一文件,且该文件需要在香港境内完成签署,且保险公司还要收集你的入境记录来作为佐证。至于在内地签署的所谓“地下保单”,香港法律是不予以保护的。
购汇——对于个人来说,购汇这种行为不能够被用来购买人寿保险以及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银行卡——对于境外保险类商户而言,单笔交易金额不能够超过等值的5000美元,且所购买的保险仅限意外、疾病等和旅游消费相关的经常项目保险。
税务方面——保单如果是放入离岸信托当中,或者由境外实体来进行持有,那么有可能会触发专题三里面所讲的那个离岸信托个税申报义务。
因此,在实务方面的建议是比较朴素的:不应当把“保险不算投资”这一说法作为普遍适用的保护依据。可以先去查看持有的结构,且在此基础上再去确认其他几项条件是否依然成立。
专题二:在获得香港身份的情况下,
是否就能够避开相关的监管呢?
49号令的全文中,总共有五处提及了“居民个人”这一表述,然而其中并没有任何一条对“居民个人”的定义作出说明。对于这一缺失情况,它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在认定的标准方面,需要去借用其他相关规范(如税法、外汇)的内容,且后续细则中补上定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然而在具体的细则正式发布之前,若是将三个不同的口径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想要通过更换身份的方式来逃避监管,大体上是行不通的。
发改委在表述上最看重“时点”。11号令与49号令均规定,核准备案的义务需要在“实施对外投资前”这个环节去完成。因此,对于判断某人是否属于“境内居民个人”方面的问题,应当看其在实施投资那个时刻的身份状态。
义务在产生之后,便会附着于该笔具体的投资事项之上——备案通知书的有效期为两年,且当投资额发生变动时需要办理变更,每年6月30日之前要报送年度报告,若出现重大情况则须立即报告。上述这些均属于针对在册项目的持续性义务,且相关条文当中并不存在任何“身份变更即可豁免”的规定。再结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中途更换身份以图切断既有义务的做法,是缺乏依据的。
税务方面的相关规定表述最为清晰,且直接明确了此类情况。《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到,所谓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由于户籍、家庭以及经济利益方面的关系而习惯性居住。离岸信托公告的第十一条进一步作出说明:取得外国国籍、境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且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个人,能够被判定为有住所居民个人。香港永居身份属于上述“境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只要其家庭在内地、主要资产与收入在内地,且实际居住在境内,即便持有香港永居身份证,在税法层面依旧为有住所居民个人。
从外汇的口径来观察证件的情况。持有身份证的可以被归为境内个人,而持有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的则被算作境外个人。因此,对于只是取得了香港身份、没有去注销内地户籍、且依然以着身份证的人为例,在外汇口径之下仍然属于“境内个人”,其5万美元的额度以及购汇“六不得”的规定均不发生变化。
三个场景对应一下:
A. 通过优才、高才、专才等途径取得了香港身份,并且保留内地户口,平时主要居住在内地的情况——全部都在适用范围内,无法避开。对于户籍、家庭以及经济利益都位于境内的问题而言,在外汇的相关规定下依然属于境内个人,且在税务的口径中是有住所的居民个人。
B. 在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或者单程证,且注销内地户籍并定居香港的情况下,原先已经存在的义务依旧保留;至于后续新增的投资行为是否会被纳入管理范围,相关的条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免于适用的说明。对于已经完成登记的项目,其变更、年度申报以及重大报告方面的义务,均未见有终止性的规定;并且根据第七十二条的内容,港澳台主体进行的再投资活动,仍然是“参照执行”的。
C. 对于已经取得香港身份,然而家庭、主要资产与收入以及实际居住均位于内地的情况——答案是肯定的。依据离岸信托公告第十一条的内容,可以直接认定为有住所的居民个人,且进一步叠加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视的情况:即便是到了场景B(也就是真正注销户籍并定居香港),也并不意味着从此就能够彻底轻松。对于已经登记在册的项目而言,变更、年报以及重大不利情况报告这类持续性的义务,在条文里面并没有任何一条说明“身份发生变化的时候就终止”。且依据第七十二条,港澳台主体自身的再投资依然需要参照本办法来执行。换句话说,身份的转换能够改变你在“新增投资”方面的适用边界,但是无法影响你在“既有项目”之上的历史义务。因此,把存量项目整理清楚且按时申报,比起纠结身份的问题其实更有作用。
更为隐蔽的问题在于身份变更这个行为本身。对于名下持有离岸信托的情况,离岸信托公告的第六条制定了一项相当严格的规则:在信托持续存在的时候,若你从居民转变为非居民,则需要以完成身份转换当日的信托财产市场价值减去原值之后的余额作为应当缴纳税款的计算基础,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来进行申报。同时,申报的时间限制也被压缩到了身份转换之后次月的15天之内。这在理论研究中被称为“离境清算”或者是“退出税”:即在身份发生转换的那一天,信托财产依据市场价格被看作已经处置,并根据其中的差额来计算税款。如果想要通过更换身份的方式将尚未实现的收益全部转移出去,这样的方法目前已经无法实现了。
李先生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在2024年的时候设立了离岸信托,且在2026年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并注销了内地户籍,自以为身份转换之后境内便无法再进行管辖。不过依据第六条的规定,在转为非居民当日,信托财产需要按照市场价值被视为进行了处置,其间的差额要作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来计税,且应当在次月15天之内完成申报。由于他没有去申报,目前也就处在逾期的状态,且拖延的时间越长,滞纳金就会越重。
还有第八条和第九条又补充了两个要点:对于非居民设立且由居民实际控制的信托,可以视为由居民设立;且在居民与非居民共同设立同一信托的情况下,能够视作全部由居民设立。因此,利用境外亲属名义进行代持的方式,在这样一个规则体系下也是难以生效的——因为代持安排在这种穿透认定的标准之下,基本上是不被承认的。
在身份发生变更之后,关于资金能够合法出境的渠道方面,是否存在相应的途径呢?实际上是有的。假如确实是注销了户籍并前往香港定居,那么是可以去申请“移民财产转移”的。这项在2004年便已设立的旧有办法作出规定,对于赴港定居的自然人而言,将其在获得移民身份之前于境内所持有的合法财产进行变现处理,是能够购汇并汇出的。其中的关键点在于需要一次性将全部金额提出申请且分步汇出(首次汇出的部分不超过一半,待满一年的时候汇出剩余的一半,满两年则全部汇出;若金额在20万元以下且经批准,可一次性汇出)。然而,这一条所处理的是“已有合法财产变现后汇出”的问题,且并非“境外投资通道”,两者属于不同的事情,不要混淆在一起。
专题三:关于离岸信托方面的问题,
发改与税务这两方面的考量
将49号令与离岸信托个税公告(2026年第21号)结合起来进行观察,对于2026年的情况而言,监管是沿着两条线在同时收紧:发改委负责管控“权益如何取得、是否进行了报告”,而税务方面则管理“收益怎样分配、有没有完成申报”。对于同一个离岸信托来说,它是有可能同时被记录在两套台账之中的。
一个比较核心的不同点在于:两个部门对于“控制”这一概念的认定标准存在区别。发改委方面所采用的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超过一半股权,或者虽未过半但能够对重要事项进行支配,其参考量级大约为50%。而对于税务方面来说,其标准是直接或合并持有25%以上的股权、表决权、财产份额、收益权或类似权益,且多层结构需要逐层相乘来计算,对应的比例为25%。两者之间相差一倍。在发改的评判体系下不被看作“控制”的信托安排,在税务的认定框架中是有可能构成“控制”的,且会由此引发穿透式征税。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某个家族信托持有某BVI公司30%的股权,且先生担任保护人、对于分配事项拥有否决权。在发改的口径之下,由于30%不足半数、且未必能够证明其对经营、财务、人事以及技术实现了支配,所以可能并不构成所谓的“控制”。不过在税务的口径方面,25%便已经越过门槛,能够直接穿透到个人进行征税。对于同一个结构,两家得出的结论可以是相反的。
税务方面的“多层架构相乘计算”这个说法,也是值得稍微解释一下的。例如,当你通过两家公司去间接持有底层的运营公司时,若第一层持股比例为40%、第二层为60%,粗略计算相乘得到24%,是低于25%这条线的——不过在相关规则之中,对于“中间层超过50%的按100%计”这样的问题,实际的计算方式要比字面表述更复杂,且不能够简单地用相乘来处理。中间只要有任意一层超过了50%,那么该层往下便按照穿透到底的方式来计算。对于架构图而言,如果不把它画得清楚,连自己都难以算得准确。
关于离岸信托公告中的六个要点,从事离岸相关业务的朋友最好能够逐条进行核对。
对于穿透式征税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否进行分配操作,在信托以及其下属境外实体存续的时间段内,所产生的收益不管实际上是否进行分配,都需要以你作为纳税人按照年度来进行申报。
在将财产放入信托的时候,以放入时的市场价值减去原值以及合理费用之后所剩下的余额,可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进行申报缴税。
有关的费用是不可以进行扣除的——对于受托人报酬、管理费、律师费以及投顾费这方面的问题,都是不能够用来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
财产所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宽的,其中动产与不动产均被包括在内;对于你通过其他个人或者组织进行转移,然而实际上是由你出资并且承担控制的情况,可以视为是由你取得并且装入其中的。
对于境外实体的穿透认定方面,如果消极所得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且不符合实质性运营条件的境外公司、合伙企业以及基金会,均可以被归入“境外实体”的范围,相关的收入能够穿透计算到个人名下。不过,持牌金融机构与从事实际产业经营的主体是可以除外的。
境外已经缴纳的税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抵免——对于在当地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的税款,是能够依照法律进行抵免的。且这一条在听上去的时候显得比较友好,不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其中的问题并不少。第一点,可以抵免的应当是“个人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且不少离岸地区征收的是公司税或者预提税,且税种性质无法对应上的时候便不能抵免;第二点,需要提供境外的完税证明,且往往还要翻译成中文并且经过公证,整个流程的链条是比较长的;第三点,抵免存在年限与限额方面的约束,并不是想抵多少就能够抵多少。因此“境外已纳税可抵免”并不等同于免死金牌,对于真实能够减少多少税额方面的问题,需要依据具体的税单来进行逐笔的计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时间点是,有不少人直到目前仍然不清楚相关的申报窗口已经关闭了。根据公告第十七条所作出的追溯安排: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内,转入离岸信托从而形成的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在公告正式实施之后的90天之内完成申报与补缴,且这一时期是不附加滞纳金的。该公告于2026年7月24日对外发布并开始施行,所以上述的90天办理期限已经在2026年10月22日这一天截止了。对于超过期限仍然没有缴纳的情况,将依照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处理,同时还会加收滞纳金;若经认定属于偷逃税行为的,则会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
同样,在2026年1月1日之前且于信托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收益方面,那个不区分所得项目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来进行申报的90日时间窗口,也都已经届满。对于设有离岸信托且还没有进行处理的情况,这已经不是“等细则”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处于逾期状态。建议能够尽快寻找税务顾问,对补正方案进行评估,且不要再继续拖延。
把双线义务对照一下,更直观:
关于设立或者装入这一情况,对于发改方面,可以参照第八条来进行查看,且有可能构成对外投资从而需要进行备案;对于税务方面,则应当依据第三条,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进行申报(在次年3月1日到6月30日的时候)。
在存续期间——依据发改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每年在6月30日之前需要报送年度报告;且按照税务第四条,收益无论是否进行分配,均应当按年进行申报(每年3月1日到6月30日)。
对外投资或者再次进行投资——依据发改第十四条的规定,在相关行动实施之前的十个工作日需要进行报告;且税务方面通过穿透计算的方式将其计入信托收益。
终止——依据发改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在终止之后且于10个工作日之内需要进行报告;对于税务第五条方面的问题,清算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来算,且应当在清算完成次月15日之内进行申报。
身份转换为非居民——发改方面并没有相关的豁免规定,存量义务仍然需要继续履行;对于税务第六条方面的问题,在转身份当天按照市价视为处置,且需要在次月15日之内进行申报。
专题四:个人在境外购买房产,
这能否被算作是境外投资的行为?
先给出结论:属于这种情况。并且和专题一中所讨论的保险不一样,在八类情形当中,这是最没有争议的“属于”。
根据49号令所列举的八类情形,其中第一项便是“获得境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益”,且在典型场景的说明中清楚写有“在境外购置不动产、土地、永久产权公寓”。第五项涉及“新建或者改扩建境外固定资产”,其所对应的内容为“在境外自建或翻建房屋”。对于买房或买地建房这件事,现在是需要发改委备案核准的。
这里可以跟专题一进行对照来看。保险为何没有被包含在内?原因在于你所持有的是对保险公司的合同债权,而非资产的控制权利。买房的情况则存在明显区别——你取得的是不动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属于确切的资产所有权,恰好符合定义的核心部分。前者为你对他人的债权,后者为你自身的财产,且监管在看待这两类事项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专题一之中关于“受监管标准化金融产品”的豁免逻辑,在房产这一问题上其实无法适用:房屋并非由某家金融机构发行且面向不特定客户的标准化产品,其本质上是一笔资产。因此也就没有“个人自住便不算”的空间——49号令所考察的是行为的性质(你是否取得了境外资产所有权),而不考察动机(自住或者出租)。若想以“我只是购置自住房”作为理由来规避,是难以成立的。
对于买房这件事情,应该如何走相关的程序,且这比办理保险要重要得多,是需要说明的问题。
倘若您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在海外购置房产,且所涉及的区域并非敏感地带,那么此种情况可以归入第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非敏感类对外投资,且需要办理备案手续——也就是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省级发改委进行提交。而对于房产买在敏感区域(例如尚未建交的国家、处于战乱的地区等)的时候,这就不属于备案的范畴而是核准,且必须先取得国家发改委所出具的核准文件。
假如您借助自身所控制的境外公司来购买房产——在实际情况中,大部分高净值买家均采取此类方式,即通过BVI或者香港公司持有不动产——此时流程链条会变得更长:该公司之设立行为本身归入第六项“新建境外企业”,且需要进行备案;而公司后续动用资金购房,则属于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境外再投资,且应当在实施前10个工作日提交报告。设立备案与再投资报告,这两道程序都是无法避免的。
为什么要专门把“备案”和“报告”分开来进行说明?因为二者所带来的后果在程度方面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五部分的内容:如果遗漏了报告义务,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警告、通报批评,且并没有罚款的处理;然而,若是遗漏了核准备案义务,就会直接落入那条按千分比计算的罚款规定里,不仅会没收违法所得,且要依照中方投资额1‰到5‰乃至5‰到10‰的标准来处罚。购买房产属于备案事项,所以在漏掉备案的时候,其后果要比遗漏再投资报告严重很多。不少人在专题一当中看到“保险不算、漏报只是通报批评”的说法,容易形成一种“反正罚不到钱”的误解,且这一情况在涉及买房的问题上就完全不合适了。
还有一道无法避开的关卡是关于资金如何出境的问题。在购汇的“六不得”规定当中,清楚地列明了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这一条。因此,即便您按照规定完成了发改备案,外汇局在购付汇的环节且依然可能不予放行。在实际情况里,不少人购房所用的资金是通过各类灰色途径出去的,且现在发改方面也要求备案,这等于两条监管线同时开始关注。备案所处理的是“发改委是否认可该笔投资”的问题,且它解决不了“资金怎样合法出境”的问题。
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陈先生在2019年的时候,于伦敦购置了一套公寓,且是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来持有该物业,资金则是分成几笔,借助朋友的账户逐步转出去的。在当时,他仅仅了解到“个人不能直接购汇买房”这一规定,且认为通过公司间接操作便能够符合规范。然而根据49号令的要求,那家英国公司的设立需要进行备案,以公司名义购房也要作出报告,且购汇这个环节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对于这类安排,现在可以采取的做法,并不是匆忙去补救,而是应当先把整体结构梳理清楚、将相关凭证保存完整,等到具体细则发布或者去进行窗口咨询之后再作决定。
简单总结一下:在境外购买房产是这次新规定里对个人影响范围最广泛的一项内容——原始文件指出对居民个人影响最大的三类情况中,境外购房排在首位。它和保险不一样,不存在那种“不计入”的模糊空间,而是清清楚楚地“计入”,且走的是备案级别的流程,如果遗漏了是确实会被处罚款的。对于试图用“自住”或者“通过公司持有”来作为心理安慰的做法,也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结语
将前述内容综合起来看,此次制度变化的核心,是把境外投资由“境内企业的专属事项”调整为“所有境内主体的共同事项”,且配套设置了罚款、信用记录以及持续性的报告义务,对于监管模式方面的问题,也从一次性的审批转向了全过程的台账管理。
对个人,八句话收住:
港股通、QDII以及跨境理财通均维持原有的状态,49号令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认了它们并不适用;然而,对于取得控制权或者持股达到10%整数倍的情况,相关的豁免便不再有效。
对于境外购置房产以及直接进行证券投资方面的资金管制,目前并没有放开,因此不要期望这份文件能够放宽购付汇的相关要求;发改委所给予的是程序层面上的主体资格,且外汇局依然掌握着资金的闸口。
投保香港保险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算作境外投资,所掌握的为合同债权而非控制权;但对于“保单结合境外公司或信托”的复合结构而言,其已经落入监管所涵盖的范围之内。
受到冲击最为明显的是那些已经设立了境外公司以及信托架构的高净值人群:且将保单、不动产与股权放置于境外实体名下的,自2026年12月1日起便增加了备案、报告以及年报方面的义务。
最容易被忽略掉的是第十四条内容:关于境外SPV再进行投资的时候,并没有金额方面的门槛限制,且在实施前的10个工作日需要进行报告,且返程投资也需要进行申报。对于漏报所引发的后果,其表面呈现为“责令改正、警告或通报批评”,然而随之而来的信用公示、金融机构和中介的合规审查,才是真正的成本支出;且一旦遗漏的是敏感类项目的核准,就会直接落入那条千分比罚款的规定之中。
掌握住香港身份并不等同于脱离管理:49号令并没有对“居民个人”进行界定,且税务方面的口径(离岸信托公告第十一条)已经说明清楚——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且主要经济利益在境内的,依然被判定为有住所的居民个人;在册项目所涉及的持续性义务,也没有因为身份发生变更而获得豁免的相关规定。

特别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大成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欢迎大家通过分享功能转发文章;若需转载、引用本文全部或部分内容,请提前与我们取得联络。获准转载或引用权时,须完整标注文章来源与作者信息。
相关律师
Glenn Robert DeSouza 高级顾问
公司与并购重组
政府公共政策与国资运营
合规与风险控制
跨境投资与贸易
电话 : +86 21 58785888
邮箱 : Glenn.Desouza@dentons.cn
张玲 高级合伙人
政府公共政策与国资运营
合规与风险控制
争议解决
资本市场
电话 : +86 21 5878 5888 +86 150 0012 8968
邮箱 : zhang.ling@denton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