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纠纷的分层裁判与规则留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的解读与实践展望
发布日期:2026-10-27
作者: 傅钢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由此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均出现了多个“AI技术+”的产品,其应用门槛也逐渐降低,AI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新技术引发的新型纠纷也层出不穷。人工智能纠纷的重要特征,是同一技术流程可能连续触及性质不同的权利。一个模型可能在数据收集时涉及复制权和个人信息,在微调时涉及声音人格利益,在回答问题时产生名誉侵害,在内容分发时引发信息网络传播权争议。若将整条业务流程笼统概括为“人工智能使用”,法律评价容易在支持创新与保护权利之间作整体选择,进而忽略具体行为、责任要件和损害来源,造成司法偏差。
基于此,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以下简称《意见》)。全文分为五个部分、二十四条,围绕人格权益、一般侵权与产品责任、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证明和审判工作机制提出系统指引。该《意见》在总结已有审判经验、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着重回应了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将人工智能纠纷中已经显现的共同问题纳入现行法律体系,并按具体权利、技术环节和应用风险进一步明确裁判方法,同时该《意见》也进行了合理留白,对于基础性权利结构仍需积累认识的问题,保留了进一步的解释与立法空间。
本文旨在结合现有法律实践,围绕《意见》的规则内容、适用条件与相互关系展开解释,提出实务建议,并分析本次规则留白的原因、意义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
《意见》的规范定位:现行法的具体化
(一)以既有法律为基础形成裁判指引
本次《意见》依据民法典、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提出理念和规则指引。对于其效力,应当区分指导审判的司法文件与以法定程序制定、以司法解释形式发布的具体法律适用规范。至少依据目前可核验的发布资料,应将《意见》作为统一裁判理念、细化法律适用的司法指导文件理解;裁判中的实体请求权、责任要件及强制措施仍应落实到相应法律依据。不能仅因文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就推导出其可以创设超越法律规定的普遍免责或者新的排他权。
由此,在规范性质上,《意见》以“法发”文件形式发布,属于指导审判、统一法律适用的司法文件。其实体责任仍应落实到《民法典》《著作权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为审判指导文件,《意见》的功能在于具体化既有规范并协调不同案件的法律适用。从内容安排看,第四至第八条着重人格权益及相关救济,第九至第十一条处理产品、消费者与道路交通风险,第十二至第十六条涉及知识产权、开源协作、技术合同及数据使用,第十七至第二十条完善证明程序并规制违法犯罪,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条完善解纷、审判指导和协作机制。这些规定相互衔接,既确定实体评价的对象,也改善查明技术事实和执行救济的条件。
(二)以一般过错责任为基础保留特别归责规则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表述将人工智能纠纷放回民法典既有归责体系:一般侵权依照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评价过错,法律规定的特别责任依其规定适用。这与之前部分学者主张模型应当对生成结果承担无过错责任形成鲜明反差,甚至可以说终结了关于模型法律责任类型这一重大争议,有很大的进步和现实意义。
这一归责安排同时也保留了特别法的适用空间。人工智能产品缺陷致人损害,仍可能适用产品责任;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仍须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的过错推定规则。一般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分别适用。模型自主化程度、算法不透明程度及风险大小,主要进入具体义务与过错的判断,单凭“使用人工智能”尚不足以统一决定归责方式。
第三条进一步列明过错判断因素,包括应用的具体场景、自主化程度、技术与信息透明度、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开发者和提供者采取的预防减损措施及技术可能性,以及使用者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能力。其制度效果,是为法院确定注意义务提供共同的考量因素,同时保留对不同场景的差异化判断。实践中,责任判断应落实到不同主体能够采取的措施。基础模型开发者控制数据选择、模型设计和测试机制;应用提供者控制使用场景、检索资料、提示模板、风险提示和投诉处理;使用者控制具体指令、投喂素材、结果筛选及对外发表。一个主体可能同时具有数种角色,也可能仅控制其中部分环节。法院应查明实际行为和决定权限,并将其与违反的具体义务相对应。
相关规则原则在实务中已有体现。例如,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AI幻觉”案中,用户咨询高考志愿填报,模型生成了错误的院校校区信息,并在后续对话中表示愿意赔偿10万元。法院先审查该表示能否归属于服务提供者,再依据原告最终选择的侵权请求权审查责任。法院认为,涉案模型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该通用对话场景及相关协议、提示条件下,亦无证据证明公司通过模型设定、传达赔偿意思,或自愿接受该生成内容的约束。模型输出的赔偿文字因而不能直接成为公司支付10万元的依据[1]。在该案的侵权问题上,法院将该应用认定为持续提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适用一般过错责任,结合具体场景审查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和生成内容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
该案中的一般过错责任、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和内容可靠性基本保障义务,与《意见》第三条的分析方向相衔接。《意见》进一步统一列明应用场景、透明度、技术可能性等因素,使今后的注意义务论证更为具体。
二
人格权益保护与应用风险的分层规制
(一)以可识别性和授权范围确定人格权益保护
围绕换脸拟声、数字形象使用和声音商业化,实践中已经出现多种权益争议。《意见》第四条针对这些情形,分别规定可识别虚拟数字形象、可识别合成人声、操控数字形象或声音损害名誉,以及擅自制作使用死者数字形象的责任。其共同关注点,是技术处理能否指向特定人格主体,以及有关生成、使用或者公开行为是否具有同意或其他法律依据。
前述规定与实践中已有的裁判标准是一致的。在配音员诉成都声入人心公司案中,原告认为,涉案配音软件中“孟帅”配音包的声音与其高度相似,系未经许可克隆其声音。法院以社会一般公众能否通过聆听声音对应、联系至特定个人为判断标准,认为在未见到附有原告肖像的视频时,相关声音尚不足以使一般公众识别到原告,遂驳回其诉讼请求[2]。由此,该案的维权关键在于声音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意见》中被延续。此处“可识别”具有连接技术事实与法律评价的作用。它的意思并非要求使用AI技术合成的声音或者肖像与自然人一模一样,其判断重点在于相关公众能否根据声音、形象、上下文、姓名标签及商业展示方式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由此,人格权保护与著作权保护可能并行:录音制品的许可、文字脚本的许可、表演相关权利与自然人的声音人格利益,各自具有独立的授权对象和范围。
此外,该意见所说的“经自然人同意”实际上指向了对于授权范围的审查。以前述AI配音为例,许可传播现成录音,与允许持续生成足以识别配音者的新声音,在使用目的、影响范围及本人控制程度上存在实质差异。因此,判断是否获得声音人工智能化使用的同意,应查明合同文本、说明过程、商业安排及实际使用。对于死者数字形象,《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关于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利益的保护,也要求查明请求主体与被侵害利益,不能将死亡简单理解为人格相关使用不再受约束。
(二)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与目的和影响审查
第五条处理公开信息经追踪、分析后转化为隐私侵害的问题。行为人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公开电话号码、网络账号或社交媒体信息获取私密信息,或者泄露该信息、侵扰生活安宁,可能构成隐私权侵害。其解释意义在于,是否使用已公开信息以及使用公开信息的正当性,应分别审查。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院在与媒体的问答中指出,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依法取得个人同意。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的结构相衔接。其前提依次涉及信息是否已经合法公开、处理是否处于合理范围、是否存在明确拒绝,以及是否产生重大影响,而第五条就属于对于“是否公开”问题的审查。
零散公开信息经过推断、关联而产生新的私密信息,也可能触及隐私保护。因此,数据处理合规不能仅证明曾经公开。还应记录采集时间、原始场景、处理用途、拒绝请求及处置结果;对生物识别等敏感个人信息,适用相应的特别保护要求。对于同一段文字中同时存在的作品表达、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也应分别判断各类权益。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
《意见》第七条针对自动生成内容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明确权利人发出合格通知后,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对于用户以侵权提示词恶意诱导生成内容的情形,则分别处理用户责任和提供者收到通知后的责任,并衔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通知应包括侵权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此规定是对通知删除规则是否可以适用在人工智能场景的重大突破,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此类棘手问题提供了可执行的路径。
《意见》对“AI幻觉”侵害人格权以及使用者恶意诱导生成侵权内容的责任,引入参照“避风港规则”通知处置规则的思路。最高院在与媒体的问答中强调,大模型提供者难以事先逐一预测、审查和拦截海量生成内容,但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当并且有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对于自动生成的侵权内容,措施包括停止生成;对于用户恶意诱导的情形,还包括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这一安排的实质,是将部分义务从全面事前审查转向有事实依据的针对性处置。其适用仍需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相协调。通知的真实性、明确程度、所附初步证据、侵权信息的定位和必要措施的可行性,都影响责任判断;对于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侵权风险,亦需审查相关既有义务。不能将收到通知理解为一切责任唯一可能的起点。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红旗规则”是否能够参照适用的问题,《意见》的起草者表示,考虑到大模型生成的技术特征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动态性,无法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对大模型生成的内容进行逐一的审查或预测。为了避免阻碍产业发展,《意见》最终未对“红旗规则”的适用作出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规则没有适用的可能,如果在具体情形中确有证据证明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提供的AI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197条的规定[3]。
对于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损害的人格侵害,第八条明确可依法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也可责令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有关服务。禁令对象和范围须受必要限度约束。对冒用姓名肖像进行商业宣传、持续生成针对特定人的诽谤内容等情形,围绕具体受害人、功能和侵害内容提出请求,更有利于形成能够执行的救济方案。
对于可能被反复生成的人格侵害,发布后的实务重点将进一步转向处置措施是否有效、禁令范围是否适当。申请人可以围绕特定受害人、侵害内容、相关功能及持续发生的风险提出具体请求;提供者则应说明其采取措施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人格权益的停止侵害与预防救济,也应依其法定条件审查,无需一概以已经发生可量化经济损失为前提。深度伪造内容传播迅速且影响难以消除,这使及时停止侵害具有独立于事后赔偿的救济价值。
(四)分别规范产品缺陷、消费者交易与驾驶风险
对于目前AI实体使用最常见的几个领域,《意见》分别做出了规定。《意见》第九条规定了人工智能的产品责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应依法承担责任。认定不合理危险时,应考察产品性质与用途、自主学习能力、升级更新、用户控制程度及标准符合情况,并重点审查适用场景、固有局限和可预见风险的真实说明及明确警示。官方说明要求依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将人工智能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例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并将没有实物载体的人工智能服务排除在这一产品责任定义之外。这意味着对纯软件服务的侵权主张,通常还需回到相应服务行为及特别法律规则;对具有实物载体的产品,则应审查缺陷、损害和因果关系等要件。
第十条回应“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现实争议,分别保护消费者的交易公平和真实意思形成。算法针对同一商品或服务设置差别交易条件时,需要审查是否实质损害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是否根据个人偏好、支付意愿或浏览记录形成针对性条件,以及差别理由是否正当、充分、非歧视。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些规则要求评价具体经营行为和消费者损害。
第十一条将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故纳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体系。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可以依法同时请求相关主体承担责任,具体分担仍须满足相应法定条件;虚假宣传智能程度、自动化等级等行为另受民事法律规制。法院还可要求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提供真实、完整的事件记录。这些规定表明,《意见》对软件服务、实物产品、消费者交易和道路安全分别配置规则,并通过数据提供义务改善事故原因的查明条件。
由此,后续纠纷中的技术风险应当与既有责任类型逐项对应:生成式服务中的错误回答主要进入服务义务及过错审查,实物产品的不合理危险进入缺陷责任审查,算法交易和辅助驾驶则另有针对性的权利基础。发布会关于避免产品责任不当扩张的说明,与第九条的实物载体要求共同限定了适用范围,也为当事人选择请求权提供了更清楚的依据。
三
AI产业流程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衔接
(一)根据实际参与和控制能力进行侵权认定
第十二条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著作权,要求综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必要措施和获利情况,合理认定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发布会进一步强调,责任承担应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生成技术参与了内容形成,并不减轻当事人对其实际行为作出说明和承担相应责任的要求。由于模型生成内容这一结果实际是由包括模型开发、提供、使用等多个环节共同影响,所以在发生争议时倒推侵权发生的具体环节并准确归责,对于合理分配责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样的侵权结果可能来自不同事实结构。一种情形是用户上传权利作品并要求局部修改;另一种情形是应用经营者预置特定作品作为参考素材;还有一种情形是模型在一般提示下反复输出高度接近某作品的内容。三种情形中,谁提供素材、谁预设用途、谁控制复现风险以及谁决定公开传播,均不相同。对使用者而言,最高院指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先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其构成实质相似的作品,且不存在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认定构成侵权。这里的实质相似应当指向受保护的表达。题材、基本思想、通用技法与具有独创性的具体表达之间,需要经过细致比较;单纯出现同类主题或者抽象风格,通常不足以完成侵权证明。与此同时,不能仅以整体风格的名义,将具体构图、人物形象或者表达组合的复制排除在审查之外。
此外,第十二条还对于不正当竞争的认定做出了规定——对侵权假冒、虚假宣传、刷量刷单等行为明确要求依法承担责任,其关注点是经营行为对权利人、消费者及市场秩序的影响。工具的通用性、具体功能的主动设置及营利方式,均可能影响对行为性质和注意义务的判断。
例如,在杭州中院审理的“AI代写种草笔记”案中,涉案应用设置针对小红书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笔记标题等功能,用户输入少量产品信息即可生成包含虚构亲身经历和使用感受的内容。二审法院从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是否具有明确指向与诱导、是否属于营利性商业行为四个方面考察注意义务,并认为相关服务损害了平台基于真实体验分享形成的竞争利益和市场秩序[4]。与该案对照,第十二条进一步明确了利用生成内容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责任方向,但具体案件仍须匹配相应构成要件。
(二)依权益类型确定数据取得和训练使用的边界
有关AI数据训练的问题已在《意见》中获得多方面回应。第六条直接规定训练中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条件,第四条涉及以自然人声音为训练语料生成可识别人声,第十六条规范数据权益保护与不当使用,第十二条则将训练数据来源纳入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的考量因素。这些条款需要结合所保护的权益分别理解,形成对数据取得、训练使用和生成应用的分层评价。
第六条和第十二条在前文已经进行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第十六条则按照数据取得和权益类型分别保护数据:符合作品条件的适用著作权法,构成商业秘密的适用商业秘密规则,其他数据受到不正当获取、使用的,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等规定评价,并规制数据算法垄断和损害模型运行安全的行为。2025年修订、同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对以欺诈、胁迫、避开或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他人合法持有数据作出规定。
对第十六条的适用,应先查明数据权益系通过采集生成、衍生创造、受让取得或者授权许可等合法方式取得,再确定作品、商业秘密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具体利益。数据集合受保护,并不当然使其中所有信息成为排他客体;训练版权尚未统一定性,也不妨碍对不正当取得数据、超越许可或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分别裁判。
由此,对一个训练项目的评价应区分三个层次:资料进入数据集合的依据,训练过程中的具体复制与处理,以及模型输出和应用造成的影响。《意见》已经明确其中若干权利及责任规则;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大模型的著作权定性,则保留进一步讨论。
(三)训练数据著作权问题的域外实践拓展
训练资料是否经过许可、使用目的如何改变,以及生成能力对作品市场有何影响,在美国已经引发多起诉讼。相关材料可为理解训练行为的事实结构提供参考。
2023年12月,《纽约时报》将OpenAI和微软告上法庭,理由是自家数百万篇报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用于训练AI,索赔金额以"数十亿美元"计。随后,《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等新闻机构和大批畅销书作家陆续跟进,相关案件被合并为"In re OpenAI, Inc.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案号25-md-3143),由西德尼·斯坦(Sidney Stein)法官统一审理,被告方始终否认侵权。2026年9月1日,美国司法部就前述合并诉讼提交一份长达20页的“利益声明”(Statement of Interest),明确主张利用受版权保护作品训练大语言模型(LLM)原则上属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
其法律论证以《美国版权法》第107条的合理使用制度为基础。该条要求综合考量使用目的与性质、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实质程度、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声明尤其重视第一和第四因素,主张训练通过复制作品学习语言统计关系、形成能够完成多种任务的模型,其用途与原作面向读者的表达用途不同,具有高度转换性;同时,将训练阶段是否提供作品替代品,与特定输出是否侵犯作品分别处理[5]。
中美对照的关键,在于各项规则所针对的权利和法源。美国《版权法》第107条采用开放列举的用途及四因素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列举具体使用情形,并要求不得影响作品正常使用、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其第十三项指向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我国法院对训练用途的评价,应先审查是否进入法定限制范围,再判断具体条件。美国法上有关转换性的论证可以提示需要查明的事实,其法律结论需要在我国成文法中另行寻找依据。
事实上,在《意见》起草时该案件已经引起了起草者的关注,但是对于该问题国内目前还是存在很大争议,因此目前《意见》中有关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大模型行为的定性仍然是留白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政府的该声明中获得一些启发:在判断整个数据训练的性质时,应当将资料来源、训练复制以及输出利用这三个流程分别进行查明并审查其联系。权利人主张市场损害,可以提出作品类别、交易和客户需求变化、具体替代机制等证据;模型经营者主张用途转换和公共利益,应说明实际模型能力、输出限制及可预见用途。
(四)通过开源责任、专利与合同规则支持创新
第十三条要求结合开源许可类型、权利限制、安全措施和信息披露,给予开源软件相关方适当责任豁免;对免费提供研发所需部分代码模块并公开说明功能及风险的情形,允许依法认定开发者、提供者不承担他人使用造成的侵权责任。该规则明确面向符合条件的软件协作,开源名称本身不能证明训练资料、人格使用和下游经营行为均已获得授权。
这一规定的实务作用,是使适当的责任豁免与许可条件、安全措施、风险披露及具体贡献范围相联系。后续开发者增加功能、改变用途或经营高风险场景时,需要分别评价其自身行为。开源协作中的责任区分有助于降低合理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保留对实际侵害和具体过错的审查。
第十四条围绕技术手段、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判断涉人工智能发明的保护客体,并排除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没有实质贡献的情形;对发明人身份,关注自然人是否对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对说明书,则审查公开程度是否使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第十五条在技术合同履行中要求同时考虑合同约定、研发特点和开发方的合理努力。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进入履约评价后,合同中的目标、验收条件、协助事项和合理努力证明将更具实务价值。
第十四、十五条分别把人的技术贡献、说明书可实施程度和合同中的合理努力作为重要判断对象。后续专利争议需要说明自然人对实质性特点的创造性贡献;合同争议则需把研发目标、阶段成果、验收条件与技术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结果义务,仍应依其内容审查,合理努力的考量亦须具有研发记录等事实依据。
四
技术事实查明与诉讼程序的规范
(一)以举证协助和证据控制规则查明内部技术事实
《意见》第十二条要求,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时,应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以及科学理论依据等予以佐证。第十七条进一步规定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控制证据的不利后果,并引入专家辅助人、鉴定人、技术调查官等查明专业事实。权利人仍须提出具体权利对象、被诉内容和关联证据,开发者对内部事实的证明也应与其抗辩相对应。
上述规定回应了涉人工智能案件中的信息不对称。权利人通常能够接触具体输出及使用界面,开发者或提供者则可能掌握数据来源、训练记录和运行配置。合理分配举证事项,需要将权利人的初步事实与开发者抗辩所依赖的内部事实分别确定,不能将全部技术资料的证明要求概括理解为所有责任要件均已倒置。
已有裁判中,技术措施是否落实,已经成为过错认定的重要材料。例如,前述“AI幻觉”侵权纠纷案考察了数据清洗、训练优化、检索增强及外部安全措施等情况。第十七条为此类内部事实的查明提供一般程序依据,第十二条则针对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进一步明确开发者抗辩的佐证要求。各条规定应在相应适用范围内共同发挥作用。经营者说明技术局限时,也应提交足以反映具体系统实际运行和风险控制的材料。
这将使诉讼重点从概括的技术说明,进一步转向具体模型版本、数据来源和输出事件。经营者可以通过资料取得依据、许可文本、训练与更新记录、应用配置、通知处置及复测材料支持抗辩;权利人可以通过权利来源、生成记录、表达比较和损害事实明确请求。涉及商业秘密时,应依法限定提交范围、采取保密措施,并保持对关键事实进行实质审查的条件。技术资料保密与对方有效质证,需要在程序安排中同时考虑。
(二)围绕生成条件和形成过程审查电子证据
第十八条要求重点审查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根据技术类型确定审查重点。大数据分析报告应查明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及分析方法;区块链存证应注意上链前数据真实性及技术平台可靠性。技术手段对保存过程的证明作用,应与被保存内容的真实性分别认识。
第十八条将提示词设计及影响、相似程度、重复测试一致性、训练和算法、过滤机制等列为生成内容证据的审查因素。取证宜保存模型与版本、时间、完整提示和上传材料、对话上下文、测试次数及相关结果。
在具体取证中,某一提示条件下成功生成涉案内容,可以证明该条件下的生成现象;要进一步证明模型常态能力、稳定复现或者经营者可预见性,还须考察测试设计和完整结果。对方也可以通过模型版本、上传材料、检索来源或过滤机制解释结果形成过程。《意见》由此把单一输出的展示,进一步展开为对生成条件与证明目的的审查。
(三)落实人工智能辅助诉讼的核实与说明义务
第十九条则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取得虚假证据、捏造案件事实及伪造证据等行为,并要求对人工智能辅助形成的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进行核实,向法庭说明使用情况,依法承担真实性、准确性责任。
第十九条针对的妨害司法秩序行为,应当按照相应要件认定。权利人为了解模型功能进行针对性测试,仍须考察其过程和结果是否真实;选择性展示、特定指令输入或者修改标识与其他行为结合,达到取得虚假证据、捏造案件基本事实等程度的,依法承担相应后果。对诉讼材料的核实及人工智能辅助情况的说明,则是条文明确提出的独立要求。
第二十条进一步要求依法惩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犯罪活动,并针对规避辅助驾驶监测导致事故的行为作出提示。发布会强调,创新性行为应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审慎处理。民事责任的认定、程序制裁和刑事追责,均应分别符合其法定条件。
五
实务建议与未来展望
(一)围绕具体用途完善授权、风险管理和证据保存
对开发者和应用提供者,建议把《意见》的要求落实到数据取得、训练、部署和投诉处理各环节。数据资料应记录来源、权利基础、许可范围和后续使用限制;涉及个人信息时,说明处理目的、合理范围、个人拒绝及重大影响的处理依据;涉及声音、肖像等人格利益时,进一步明确授权用途、期限、生成能力和使用场景。对同一素材包含的不同权利,应分别核对。
在产品和服务设计上,宜使商业宣传、功能权限、风险提示与实际能力相一致。通用模型接入报考、医疗、金融或者交易系统时,应按具体业务重新评价合理信赖及可预防风险。对侵权通知,应保存接收内容、处理时间、措施依据和复测结果,形成足以说明是否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事实材料。专业场景所需的核验、人工复核及使用限制,也应与实际风险相适应。
对权利人和诉讼代理人,建议明确权利对象、被诉使用及各主体行为,保存完整生成过程、在先作品和权利来源,并提出与请求权相适应的损害及因果关系证据。对于控制在对方手中的资料,可以结合第十七条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保全或要求提交,具体说明资料与争议事实的联系。人工智能辅助形成的法律文书、案例检索和证据分析,应在提交前核实原文及案号,并依第十九条说明使用情况。
许可机制可以在部分问题尚未统一时,为合作提供明确安排。内容提供者与人工智能企业可以按训练、微调、检索展示、输出传播等用途约定权限、对价、使用报告及终止后的处置;对声音、肖像等使用,另行确认相应人格授权。集体许可或标准化许可有望降低交易成本,其可行性取决于授权主体的代表范围、真实权利基础、分配透明度和退出机制。任何扩大至未授权权利人的制度安排,都需要相应法律依据。
(二)提出范围适当且能够执行的救济请求
救济方式需要与侵害来源相适应。人格侵害可以涉及停止特定生成或传播、纠正错误关联、赔礼道歉及损害赔偿;著作权争议可以涉及停止被诉作品的具体利用、限制侵权输出、赔偿损失等;不正当竞争则需围绕被认定不正当的经营行为确定停止范围。前述提到的“小红书种草案”针对具体功能服务作出的停止要求,说明救济对象的精确化已经具有现实意义。
制定请求时,宜说明停止的具体利用方式、所涉作品或人格主体、相关模型版本和应用功能,以及措施所欲防止的侵害。人格权禁令还应说明不及时制止将造成的难以弥补损害及措施的必要限度。将请求与明确的侵害来源对应,有助于法院确定判项,也便于后续检验措施效果。
对于训练模型是否需要删除特定资料、重新训练、实施模型遗忘或者销毁特定模型,须分别审查请求的法律基础、必要性、效果与成本。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普遍适用的模型删除或重训规则。资料已经参与训练时,删除原始副本、停止后续训练和消除既有模型中的特定影响,在技术效果上可能不同。法院应借助专业证据查明措施能够实现的范围,避免作出内容抽象、效果难以核验的判项。
就“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方面,对于“通知”的形式而言,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内容的生成往往是与用户一对一的,导致权利人将难以像传统网络侵权一般提供具体的侵权内容链接,对此《意见》起草者认为只要权利人能够合理证明人工智能生成了侵害其权利的内容,即可构成有效通知,此证明可通过模拟普通用户行为(比如输入提示词)、技术测试等方式获得。在“必要措施”方面,起草者认为,只要服务提供者在街道通知后采取了符合现有技术水平的合理必要措施,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决定了服务提供者很难完全避免生成侵权内容,因此应该综合考虑技术手段、风险控制措施的合理性,坚持以过错原则来认定其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进一步指出,必要措施可以包括必要措施可以包括删除侵权内容、清理用户分享副本、屏蔽相关提示词、优化平台算法等[6]。
(三)理解两项明确留白的原因及制度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会上明确,本次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因起草论证中分歧较大、认识有待深化,暂不作规定;对尚难形成共识的问题,将进一步积累经验,在条件成熟时通过适当方式明确。这种暂时不作规定的做法,并不会使相关纠纷脱离现行法,法院仍需要依据著作权法关于作品、作者、权利内容及权利限制的规定审理案件。留白的意义在于,没有通过本文件为这些争议提供普遍、确定的新增答案。将其解释为所有训练行为合法,或者解释为所有训练均需付费许可,均超过已披露的规范内容。
对于暂未在《意见》中统一定性的问题,在实践中既不能直接推导出相关训练当然获得许可、当然构成合理使用,或者当然侵权;同样也不能仅凭文件未作规定就否定一切生成成果的作品资格。法院仍须依据具体请求、事实及适用规范作出裁判。对于是否设立训练例外、文本与数据挖掘规则、法定许可等制度安排,则应由有权机关依适当程序研究决定。
(四)通过示范裁判和持续协作逐步形成共识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条为后续规则发展设置了实践渠道:通过多元解纷和专业调解处理技术、权利与商业安排,通过提级审理和人民法院案例库加强疑难新类型案件的规则示范,通过司法建议和部门协作改善治理,通过国际司法交流研究人工智能及数据跨境问题。其重点在于,让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案件获得充分调查和说理,并使不同案件中的事实差异能够比较。
对于生成内容可版权性,未来裁判可以逐步说明哪些具体表达贡献具有法律意义、创作过程记录能够证明什么;对于训练著作权,可以围绕资料类型、取得途径、模型用途、复现能力及市场影响形成更清楚的事实分类。对相关结果的归纳,应始终保留案件的诉请和证据条件,避免将单一裁判扩大为适用于全部人工智能业务的结论。
与此同时,应关注中小创作者和中小开发者的参与机会。权利集中、许可价格和诉讼成本可能影响不同主体的市场地位。有效制度既应使创作投入获得法律保护,也应避免交易机制形成不合理的进入障碍。是否需要新的训练例外或许可制度,应结合可验证的市场情况、技术替代路径及对创作供给的长期影响进行判断。
结语
《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纠纷从抽象的技术评价走向具体的法律判断。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司法规则,应当能够回答具体问题。因此,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司法工作者们未来应继续以充分事实和审判经验为依据,令解释法律、完善制度与促成合作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随着两项留白及其他适用问题得到持续讨论,相信相关规则也将不断完善,逐步为创作者、研发者、经营者和公众提供更明确的权利义务预期。
后附法发〔2026〕10号文件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依法公正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促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司法裁判引领作用,积极引导人工智能增进人民福祉,切实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积极稳妥探索、完善涉算法伦理、算法规则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司法裁判规则和机制建设,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妥善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促进完善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注重防范和消除算法歧视,依法保障个人在自动化决策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预防和规制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促推人工智能为民、向善。
支持创新发展。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实践,以符合法律政策精神、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的司法裁判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探索新型权益司法保护路径,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创新主体、创新行为、创新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产业发展,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的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依法保障相关主体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强对中小企业等经营主体权益的平等保护。通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积极引导、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最大限度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筑牢安全底线。根据人工智能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可能造成的具体损害以及风险的性质和大小,依法准确认定法律责任。区分通用与专用、开源与闭源等不同类型大模型在技术原理、风险外溢与控制能力上的差异,对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主体的法律责任作出合理划分。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严惩;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侵权案件,切实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三)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认定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在判断行为人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时,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场景、自主化程度、技术与信息透明度、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等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人工智能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使用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的侵权行为可能造成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等因素。
(四)依法规制“AI换脸拟声”“AI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特定自然人或者死者的姓名、肖像等,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未经自然人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该自然人主张行为人侵害其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未经自然人同意,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该自然人的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等生成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合成人声,该自然人主张行为人侵害其声音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五)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实施拍摄、窥视、窃听等行为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该自然人明确同意的除外。
(六)依法认定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责任。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在认定合理范围时,应当综合考量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与模型功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所涉个人信息的类型、敏感程度及对个人权益的潜在影响,个人公开信息时的场景及可合理预期的使用范围等因素。
(七)审慎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请求该网络用户、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八)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益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或者责令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有关服务的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在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侵害的人格权类型、违法行为的方式以及可能造成损害的范围、程度等因素,采取相应的禁令措施,不得超出必要限度。
(九)准确认定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依法准确认定以实物为载体的人工智能产品并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人工智能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责任。在认定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时,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产品的性质与用途、自主学习能力、升级更新情况、用户对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是否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因素,并重点审查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就人工智能产品的适用场景、固有局限及可预见的风险等进行了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认定是否构成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时,应当根据差别待遇是否对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造成实质性限制或者损害,是否基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浏览记录等信息形成针对其个人的交易条件,是否违背诚信原则及商业伦理等,综合考量实行差别待遇的理由是否正当、充分、非歧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十一)依法认定涉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四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三、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保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十二)依法规制涉人工智能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依法合理认定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以及科学理论依据等予以佐证。权利人主张人工智能提供者利用算法技术侵害其著作权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先作品存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先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无合理抗辩理由,在先作品权利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假冒、虚假宣传、刷量刷单等行为,侵害他人权利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十三)依法合理认定涉人工智能开源软件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审理涉开源软件案件,认定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以及后续开发者、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应当综合考量开源许可协议类型、权利限制的具体内容、安全合规举措和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依法给予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适当的责任豁免。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以免费开源的方式提供涉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所需要的部分代码模块,并公开说明其功能和安全风险,他人使用该代码模块导致侵权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开源软件开发者、提供者不承担侵权责任。
(十四)依法规范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授权确权行为。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采用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解决了技术问题,实现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为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但是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没有实质贡献的除外。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的发明创造,该自然人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应当认定该自然人为发明人。涉人工智能专利说明书对技术方案的表述,达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的程度的,应当认定符合公开充分的授权条件。
(十五)依法审慎认定涉人工智能技术合同履行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审理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充分考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特点、技术开发方是否尽到合理努力等情形依法认定违约责任。
(十六)依法规范涉人工智能数据使用行为。人工智能开发者通过采集生成、衍生创造、受让取得、授权许可等方式合法获取数据并享有相应数据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构成汇编作品或者符合其他作品构成要件的数据、数据集合,应当依照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对于构成商业秘密的数据、数据集合,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对于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数据、数据集合,被诉侵权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经营者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达成垄断协议或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采取虚构干扰数据、恶意标注数据、对抗样本攻击等技术手段,损害人工智能运行安全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完善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程序规则,依法惩治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妨害司法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十七)依法准确查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事实。基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强等特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加强诉讼引导和释明,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事实及时全面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为固定关键技术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审查。控制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对于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原理、运行机制等专业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以及技术调查官的作用,辅助查明案件事实。
(十八)探索完善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系统运行的不透明性以及证据收集的特殊性,不断完善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证据审查规则。对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重点审查。对大数据、区块链等不同信息技术产生的证据明确差异化证据审查重点。对大数据分析报告类证据,应当重点审查其原始数据的来源、清洗规则及分析方法的科学性等;对区块链存证类证据,应当重点审查其上链前数据的真实性及技术平台的可靠性等。当事人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提示词的设计及其对生成结果的影响、生成内容与主张权利作品的相似程度、重复测试的一致性,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生成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予以认定。
(十九)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不当取证等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当事人利用人工智能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特性,通过删除或者篡改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特定指令输入、选择性结果呈现、对抗性干扰等人为干预或者误导的方式取得虚假证据,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虚假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理。诉讼参与人提交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系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在提交法庭前应当认真核实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案例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在提交法庭时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情况作出说明,并对有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依法承担责任。
(二十)依法惩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活动。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导致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大对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判指导力度,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二十一)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作用。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运用多元解纷机制妥善化解涉人工智能纠纷,推动与人工智能行业主管部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人工智能专家学者等建立联动协同机制,共同开展纠纷化解工作,做实先行调解。立足司法审判职能,推动提升涉人工智能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积极通过庭审公开、以案释法等方式明确权利义务、划定行为边界,发挥司法裁判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涉人工智能纠纷源头预防、及时化解。
(二十二)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积极规范适用提级管辖,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做实审判监督指导。对涉及重大利益、疑难复杂新类型、具有规则确立意义、需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等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由上级人民法院提级审理。充分运用人民法院案例库,加强案例指导工作,促推法律适用统一和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完善。
(二十三)加强部门协作协同。通过制发司法建议、建立合作机制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加强与网信、公安、检察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衔接协作,建立并落实长效综合治理机制。引导相关企业、平台、行业协会等规范自治,推动形成人工智能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司法保障的全链条保护合力。
(二十四)加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及数据跨境纠纷案件,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推进人工智能领域涉外审判交流合作,加强规则对接与互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开放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保护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最高人民法院
2026年9月7日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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