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老板也不再安全:《公司法》第192条如何追责“影子董事”
发布日期:2026-10-27
作者: 李晨
引言: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92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引入影子董事制度已具雏形,为规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的滥权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条款以穿透式监管理念为核心,打破了“名义董事担责、双控人隐身”的治理困境,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健康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础。本文拟从“影子董事”的条文认定以及司法实践出发,探讨公司法下“影子董事”的连带责任。
谁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影子董事”的身份认定
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呈现股权集中的显著特征,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董事决策的方式滥用控制权,侵害公司、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形成了“名义董事担责、双控人隐身”的治理漏洞。[1]为此,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将隐匿于公司幕后“遥控”“指示”董事的主体指向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这能使真正控制公司、对公司行使控制权之人承担职责,亦体现了权责一致的理念。
影子董事制度起源于英国,在1917年英国《公司(董事详情)法》中已见雏形,1980年该法正式界定其概念:“影子董事”,指公司董事会成员惯于遵照其指示开展决策行为的主体。而《公司法》第192条将“影子董事”的主体身份限定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第265条对二者的具体内涵给出了界定。控股股东,是指出资额或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资本或股本总额50%的股东,或者未达到该比例但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前者为绝对控股股东,后者为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其中,控股股东的认定标准相对明确,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认定则相对动态。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中的“其他安排”呈现多样化特点,包括通过间接持股或股权代持、通过各类复杂协议架构(如VIE可变实体利益架构)、通过亲属等特殊人际关系、通过任职关键岗位进而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等。司法实践中,主要考量以下四种要素:(1)持股比例;(2)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联程度;(3)协议安排具体约定;(4)是否存在《九民纪要》第11条所列的控制行为。有法官认为,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认定,应将其对公司治理的实际支配力作为主要审查对象,具体可从能力要件、状态要件、行为要件以及对象要件展开审查。能力要件,即是否具备从内部影响董事会、股东会决策,并在外部排除其他主体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能力。状态要件,即其对公司的控制是否具备长期性与稳定性。行为要件,即其应当基于实现控制的意图实施控制行为。对象要件,即公司意志,公司是否具备自主意思能力,如集体协商机制是否失效。[2]
从幕后指挥到共同担责——第192条如何建立责任链条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法》第192条被学界视为我国公司影子董事制度的雏形,但其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化、抽象化,在实践中适用时仍存在不少争议。主要集中在“指示”如何理解以及“连带责任”如何划分。
(一)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指示”?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的行为要件为双控人“指示”董事或高管作出行为,何种行为可被认定为“指示”?这是判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影子董事的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从“指示”的性质出发作出解释。其一,“指示”应当具有强制性。与较为柔性的“指导”“建议”不同,“指示”的发出者积极自主地做出这一行为,并怀有期待接受者遵照其指示来执行相应事务的心理预期。其二,“指示”无须持续性。从我国《公司法》第192条的文本中无法解读出对“指示”的持续性要求,仅仅发生一次的指示行为也可将行为人认定为影子董事。其三,与董事会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判定影子董事的重要因素。如果董事会忽略“双控人”作出的“指示”,在独立判断之后仍决定采用与“指示”相同的做法,此时由于董事会的决策与“双控人”的“指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公司或股东所遭受的利益损害并不是“双控人”的行为导致的,故不能将其认定为影子董事。[3]
有法官从“指示行为”的具体认定出发作出解释。第一,指示的对象。参照《公司法》第180条规定的董监高信义义务,该条中的指示对象可视为个别董事、高管。第二,指示的内容。指示内容应指向公司治理事项,但应当排除基于专业身份(如律师、会计师等)为公司决策提供建议或咨询的内容。第三,指示的方式。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可以为单次或多次。第四,指示的效果。指示行为的目的是干预公司事项,需要达到董事、高管服从执行的效果。“影子董事”的指示需要具备强制性、命令性,足以使董事、高管服从,并达到持续性影响,对公司达到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控制的程度。当然,指示并不必然针对公司所有事项,在其他不重要的事项上,董事、高管通常可以独立履职。[4]
(二)“影子董事”承担什么样的“连带责任”?
《公司法》第192条仅笼统规定影子董事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却未构建完整清晰的连带责任归责体系,其规则空白集中体现在法律性质界定、法定承担形式与内部责任划分两个关键层面。
第一,连带责任的法律性质界定。当前商事连带责任被划分为有限连带与无限连带两种类型。学界通说认为,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石,这也是与民事领域连带责任的重要不同之处。仅公司股东能受到有限责任制度的庇护,故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实际控制人须以自己的所有财产向受到损害的公司或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二,连带责任的“影子董事”与“傀儡董事”的内部责任划分标准。《公司法》第192条仅设定了双控人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却未对二者之间的最终责任归属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极易引发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相互推诿等问题。[5]依据《民法典》第178条之规定,“影子董事”与“傀儡董事”承担的内部责任份额依据各自的过错、责任大小而定,实际承担的赔偿责任超出自己责任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运用综合标准来划定内部责任份额是较合适的方法。
法院如何追至幕后?——第192条的司法审查路径
《公司法》第192条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司法实践对该条的适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5项,即便相关法律事实发生于新《公司法》施行前,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民事责任认定,仍可适用第192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进一步解释认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控制地位指示董事、高管实施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行为,本即属于滥用控制权的表现,对此适用第192条并不背离当事人的合理预期,符合新增规则“空白溯及”的原理。[6]
从目前公开裁判情况看,第192条虽然已经进入司法裁判,但法院对其适用总体较为谨慎。相关实证研究显示,新《公司法》施行一年后,涉及事实董事、影子董事的公开案件仍只有十余件,其中不少案件虽然原告主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构成“影子董事”,最终并未得到法院支持。本文以下主要综合北京、上海地区近期裁判,可以发现法院并不会仅凭“实际控制人”身份直接判令其与董事、高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递进式审查思路。
(一)第一道门槛:“实际控制人”并不当然是“影子董事”
如前所述,适用第192条,首先需要证明行为人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但司法实践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并不以行为人在公司中“很有话语权”或者深度参与经营为充分条件,而是强调其是否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例如,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2民终14068号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实际掌控公司项目运营、公章使用、合同履行及资金流向,应认定其为实际控制人并承担连带责任。但法院认为,被告虽然参与合同签订、履行沟通以及诉讼代理等工作,但系履行职务或受委托范畴,不能当然等同于实际控制公司;现有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其负责项目运营的具体事务,尚不足以证明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故未认定其具有实际控制人身份。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沪02民终9427号案亦体现了类似思路。被告在近三年时间内掌握公司银行U盾并实际操作公司账户,但法院认为,掌握银行账户属于特定范围内的资金操作,不足以构成对公司人格与决策的全面控制;在缺乏股权投资、协议控制或者其他足以实际支配公司经营决策的关联关系时,仅凭U盾控制不足以认定其属于实际控制人。
因此,目前的司法实践实际上区分了“参与经营”“掌握某项重要权限”与“实际支配公司”三个层次。项目负责人、核心员工甚至掌握公章、银行账户的人员,都未必当然构成实际控制人。只有其控制已经延伸至人事、财务、经营决策等公司核心事务,形成具有稳定性、整体性的支配能力,才可能跨过第192条的第一道门槛。
(二)第二道门槛:有“控制”还不够,必须找到具体的“指示”
即便已经能够证明行为人属于实际控制人,第192条仍要求进一步证明其实施了“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因此,“实际控制”解决的是身份问题,“指示”解决的是具体责任连接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6)沪01民终9442号案。该案中,上诉人并未在目标公司显名任职,但法院通过多组证据认定其实际控制公司:其要求法定代表人将财务UKey及财务电脑放在自己处,要求法定代表人按其指令操作转账,多次要求将公司款项转入其个人支付宝、某平台,并明确指示“用某甲公司的钱”;双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亦明确法定代表人系上诉人委派,应依照其指示办理公司事务。同时,上诉人还实际主导公司融资、股东架构、组织安排、商标注册等重要事项。二审据此确认,上诉人对公司财务、人事、经营具有完全支配力,依法应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并依据第192条判令其与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案同时表明,“指示”的证明并不必然要求存在一份内容完整的书面命令。对于隐蔽性较强的幕后控制行为,法院可以综合考察聊天记录、协议约定、财务控制方式、日常决策模式、资金最终流向以及实际受益情况形成完整证据链。在实控人掌控公司财务工具、长期发出转账指令,且案涉款项最终流向其本人或关联方,而其又无法合理解释资金用途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据此推定其对相关行为具有实际指示和参与。
因此,第192条意义上的“指示”,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条完整的事实链条:实际控制人发出意思 → 董事、高管依其意思实施行为 → 该行为造成公司或股东损失。
(三)第三道门槛:“公司受损”不能等同于“股东受损”
《公司法》第192条同时保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但二者在诉讼中必须严格区分。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量第192条主张未获支持的重要原因。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2民终4678号案中,实际控制人未经公司决议,将公司300万元资金出借第三人。法院即使认可擅自处分公司资金可能造成损害,仍未支持股东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直接请求赔偿。二审指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被侵害的权益应为股东权益,即产生的损失为股东的直接损失,而非因公司损失产生的间接损失,股东的财产权益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与股东自身财产权益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沪01民终13804号案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则。公司在注销前将90,800元转至案外公司,持股49%的股东遂按照持股比例主张44,492元赔偿。法院认为,即便案涉转账存在问题,该90,800元首先仍属于公司财产,并不能等同于股东利益受到直接损害。股东无权直接分割公司财产、获取属于公司的利益,更不能直接将公司的财产损害直接等同于其利益损失;尤其在公司的注销清算报告没有明细的情况下,难以确定该笔资金属于股东本可以分配的剩余财产,因此不能直接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股东损失。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界分:如果被侵害的是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商业机会,原则上属于公司直接损失,股东应通过股东代表诉讼为公司追回损失;只有分红权、表决权、股权本身、剩余财产分配权等属于股东个人的权利受到直接侵害时,股东才可以主张自身损失。
这也意味着,在涉及《公司法》第192条的案件中,不能采取简单的“公司损失×持股比例=股东损失”的计算方式。若公司遭受1000万元损失,并不当然意味着持股20%的股东可以直接要求影子董事向其赔偿200万元。
(四)第四道门槛:《公司法》第192条是“责任加挂”,而非实控人的一般兜底责任
从条文结构分析,《公司法》第192条并未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要作出不当指示即独立承担责任,而是规定其“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影子董事责任实质上建立在董事、高管基础责任已经成立的前提之上。
(2026)沪01民终9442号案即采取了这一典型路径。法院首先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及关联公司,却无法说明相关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的正当性,构成对公司财产权的侵害,应向公司赔偿2,224,840.22元;在此基础上,法院再进一步审查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以及具体指示行为,最终依据第192条判令上诉人对法定代表人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反之,如果董事、高管本身是否实施侵权行为都无法证明,第192条亦无从适用。例如(2025)京02民终4678号案中,二审同时指出,原告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公司执行董事实施了损害股东权益的侵权行为,故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因此,从现有案例看,第192条更接近一种“责任加挂规则”:先找到实施侵害行为的董事、高管,再沿着“谁在幕后发出指令”的路径向上穿透,将真正操纵该行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一并纳入责任主体,而不是将实际控制人变成公司一切违法行为的最终兜底人。
综合目前北京、上海等地法院的裁判思路,第192条的司法适用大致形成了“五步审查法”:第一,确认行为人是否属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第二,确认董事、高管是否实施了具体损害行为并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第三,确认双控人与该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具体“指示”;第四,确认公司或者股东是否产生真实、直接的损害;第五,确认指示行为、董事高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一裁判逻辑也意味着,新《公司法》第192条虽然拆掉了实际控制人躲在名义董事背后的“防火墙”,但也并未走向无限责任。
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并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藏身幕后,而是其利用控制权绕过公司治理程序,以私下指令代替董事独立判断,并最终将公司的经营决策变成个人意志的延伸。一旦“幕后老板—傀儡董事—损害行为—利益损失”这条证据链被法院完整还原,实际控制人即便从未在董事名册上出现,也很难再以“我不是董事”为由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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