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厄瓜多尔水电站贿赂案看缺席判决和跨国引渡的适用边界——兼评央企境外合规风险
发布日期:2026-10-27
作者: 陈胜,汪昕
引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2026年8月28日厄瓜多尔国家法院就“科卡科多·辛克雷”(Coca Codo Sinclair)水电站贿赂案作出一审判决,厄瓜多尔前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与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大使蔡某均被判处5年监禁,本案21名被告中20人被定罪。莫雷诺同时被终身禁止担任公职,不法所得须以三倍金额缴回国库,莫雷诺的配偶、女儿及两名兄弟获刑两年半至三年。厄瓜多尔总检察长办公室指控,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Sinohydro)在2009年至2018年间,通过虚假咨询合同向厄方多名官员及关联人员支付约7610万美元,约占项目合同总额的4%。
本案中,蔡某于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担任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卸任后转任中国水电在厄瓜多尔的法定代表人。案件2016年曝光后,蔡某即返回中国,厄瓜多尔国家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本案一审判决。据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司法部门此前已通过外交渠道多次提出国际司法协助及引渡请求,涉及蔡某在内的多名中国籍人员,但截至目前未获中方正面回应。
厄瓜多尔基于中厄两国间生效的《引渡条约》提出请求,中方“不回应”这一现状,究竟是单纯的外交考量,还是有明确、可援引的国内法及条约依据?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本案后续走向的判断,也为审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母国法律体系与东道国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制度性张力,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
本国国民不引渡:条约任择权与国内法强制义务的双重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厄瓜多尔共和国引渡条约》(以下简称《引渡条约》)于2016年11月17日在基多签署,2023年9月1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该条约就“本国公民不引渡”专设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均有权拒绝引渡其本国国民。”值得注意的是,条约本身在措辞上采取的是“有权拒绝”这一任择性表述,而非强制性禁止——这意味着,仅从条约文本出发,中方对蔡某的引渡请求,理论上存在同意或者拒绝两种选择空间,条约并未替中方“预先做出”拒绝引渡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下简称《引渡法》)第八条明确列举了“应当拒绝引渡”的八种法定情形,其中第(一)项即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这是一条不附加任何裁量空间的强制性规范——只要被请求引渡人具有中国国籍这一事实成立,主管机关即负有拒绝引渡的法定义务,没有个案权衡的余地。这一立法选择,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的“本国公民绝对不引渡原则”一脉相承,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在双边引渡条约实践中的通行做法相符。
由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值得关注的规范位阶现象:中厄双边条约赋予中方的,是一项“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裁量性权利;而中国国内法则将这项权利转化为一项“必须履行、不容变通”的法定义务。换言之,即便条约本身留有余地,中国国内立法已经通过更为严格的强制性规定,实质上锁死了这一裁量空间。就本案而言,只要蔡某的中国国籍身份没有争议,中方主管机关依据《引渡法》第八条第(一)项拒绝引渡,便具有清晰、直接、无须借助其他理由的国内法依据,不需要诉诸“政治考量”这类难以在制度层面加以检验的解释框架。
缺席判决:《引渡法》第八条第(八)项的特殊限制
本案的另一重制度障碍在于,厄瓜多尔法院对蔡某作出的是缺席判决。《引渡法》第八条第(八)项规定,“请求国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的”,属于应当拒绝引渡的法定情形之一,“但请求国承诺在引渡后对被请求引渡人给予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审判机会的除外”。这一条款的规范意旨,在于保障被请求引渡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一份未经其本人到庭抗辩即作出的判决,如果被直接作为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依据加以执行,与现代刑事诉讼所强调的对质权、辩护权保障存在明显不符,各国引渡立法及双边条约普遍对此设有类似的限制性条款。
就本案适用而言,即便中方在国籍问题上不予拒绝,厄瓜多尔若希望推动引渡程序,仍须正式承诺在引渡蔡某之后,给予其重新出庭接受审判的机会,而非直接执行现有的缺席判决结果。这意味着,厄方现有的、以既定判决为基础的引渡请求,在程序设计上可能存在先天不足——若未附具此类重新审判的承诺,仅凭现有判决文本提出引渡请求,本身即难以满足条约及中国国内法所设定的受理条件。这一技术性障碍,与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相互叠加,进一步压缩了本案通过常规引渡程序取得实际执行效果的现实空间。
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竞合:“引渡或起诉”原则下的中方义务
依《引渡法》第七条,准予引渡以双重可罚为前提。若蔡的行为在中国法下构成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且属数额较大以上档次,则双重犯罪原则可通过;反之该请求本身即不满足受理条件。
国籍与缺席判决这两重障碍,并不意味着中方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制度性回应义务。前述《引渡条约》在规定“本国公民不引渡”权利的同时,紧接着规定了一项配套义务:“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不同意引渡,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要求,将该案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起刑事诉讼。”这一条款体现的正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领域中经典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拒绝引渡本国公民的国家,并非因此完全免除了对该行为进行追诉的责任,而是需要将追诉的管辖从请求国转移至被请求国本国的司法体系。
这一条款的实际效力,取决于两个前提:其一,厄瓜多尔是否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提交主管机关追诉”这一具体请求,抑或仅停留在“引渡请求”的层面——据公开报道,厄方此前提出的是国际司法协助及引渡请求,是否已经明确援引条约项下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单独提出追诉请求,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其二,中国国内法是否为追诉此类境外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管辖依据。就后一问题,《刑法》第六条确立了属地管辖原则,第七条确立了对中国公民境外犯罪的属人管辖原则——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可以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依《刑法》第六条第三款,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即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如虚假咨询合同、贿赂资金的审批与划转有部分安排在国内完成,属地管辖亦可成立。据此,若蔡某在境外向外国公职人员支付贿赂的行为,同时符合《刑法》关于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等罪名的构成要件,中国司法机关在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管辖依据。
外交豁免的时际效力:卸任大使能否援引豁免抗辩
蔡某于2007年至2011年担任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其涉案行为的时间跨度(2009年至2018年)横跨其任职期间与卸任之后两个阶段,这也引出了外交豁免权能否在本案中构成有效抗辩的问题。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确立的一般原则,外交代表在其任职期间,就其以官方身份实施的公务行为,享有豁免于接受国刑事管辖的权利;但这一豁免并非及于外交代表个人从事的一切行为,更不因其卸任而当然继续覆盖此后实施的一切行为。学理上所称的“剩余豁免”(residual immunity),通常也仅限于卸任外交官在任期内实施的公务行为,不延及其卸任后以个人或者以其他商业身份实施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蔡某被指控收受、经手贿赂款项的行为,本身即难以被定性为“以大使身份履行的公务行为”——收受商业贿赂不属于外交职务的正常范畴;而其转任中国水电当地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行为,发生在外交职务终止之后,与外交豁免权的制度基础已无关联。因此,从现有可查信息判断,外交豁免权很可能并不构成本案中蔡某个人可资援引的有效抗辩事由,厄瓜多尔法院对其管辖权的行使,在这一层面上并不存在明显障碍。
央企境外合规的制度反思
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境外机构人员管理中“外交官—项目公司代表”这一身份转换路径所隐含的利益冲突风险。蔡某在卸任大使后随即转任其此前工作所涉项目承建方的当地法定代表人,这种任职轨迹客观上模糊了外交职务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在任大使期间参与、推动的项目,卸任后又直接进入项目承建企业担任核心职务,其间是否存在职务身份的不当延续和利益输送空间,正是本案检方指控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合规治理而言,本案提示了两个方向的制度完善空间:其一,应当审慎评估、必要时限制外交及其他公职人员卸任后进入与其原任职务存在直接业务关联的境外企业或者项目公司任职,避免出现职务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其二,中央企业在境外承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过程中,应当建立更为严格的第三方咨询合同审查及反商业贿赂合规机制,防范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变相输送不正当利益的操作模式,这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反腐败治理框架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
结语
综上,厄瓜多尔水电站贿赂案在引渡问题上呈现出的“中方未正面回应”状态,能够在中国现行引渡立法及双边条约文本中找到明确依据的制度性结果——本国国民不引渡与缺席判决限制这两项法定事由,共同构成了本案短期内难以通过常规引渡程序取得实质进展的制度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在本案中不负有任何制度性回应义务,条约项下“或引渡或起诉”条款为后续可能的国内追诉预留了制度接口,本案后续是否会朝这一方向发展,值得持续观察。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本案更值得引以为鉴的是境外经营合规治理体系本身,能否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及时识别并阻断类似本案所暴露出的身份利益冲突与商业贿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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