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域外立法经验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广泛影响了日本、法国等国家。从域外经验看，德国、日本使用本理论对大型超市、连锁品牌、商会等有规模性经销、分销体系经营者损害弱势交易相对方竞争自由的行为进行规制。例如，2009年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7-Eleven便利店禁止加盟店以促销折扣方式处理临期生鲜食品的行为构成“滥用相对优势地位”。

2.我国立法尝试

对“二选一”“不兼容”行为，目前执法机构利用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进行规制，如阿里案、美团案。然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门槛较高，使得更多市场份额未达标准的经营者实施该类行为无法受到规制。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首次引入了“利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概念，但最终未予以保留。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重提“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并在本次《修订草案》中演变为“滥用优势地位”。三次稿件的具体条款如下：

1.主体要件

《修订草案》将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实施主体限定为“大型企业等”，但《修订草案》中对于如何认定大型企业未予以明确。国家统计局于2017年发布《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否将直接依据该划分办法认定企业规模，仍有待后续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主体中的“等”字颇为耐人寻味。从德日等国家的执法经验看，“相对优势地位”的基础在于交易相对方对该经营者的“依赖性”。在1975年德国Rossignol滑雪板案[1]中，虽然Rossignol滑雪板仅有8%的市场占有率，但因其品牌知名度高，零售商店为维持竞争能力必须销售其产品，从而对Rossignol公司产生了依赖性。因此，对于有规模性经销、分销体系且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的企业，即使公司规模不大，仍不能排除其被纳入本条规制对象的可能性。

2.行为要件

（1）设置明显不合理的付款条件、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本条衍生于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支付条例》”）第六条。据此，约定过长的付款期限、强制接受非现金付款方式、约定过低的延期付款利率等行为均可能成为未来执法重点。

（2）强迫签订排他性协议

排他性协议仍为《修订草案》所关注的重点。在实践中，除了平台经济领域的“二选一”问题属于此类外，制造业、销售业等领域存在的独家供货、采购、销售协议也很可能将成为本条款规制的对象。

（3）其他扰乱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

相较《征求意见稿》，《修订草案》所明确列举的滥用优势地位行为范围明显缩小。但从实践中看，搭售、销售渠道限制等交易限制行为仍不少见，妨害了中小企业的正当权益和发展，故对该类行为的规制同样符合本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目的。未来，以下行为仍可能以兜底条款涵盖：

•提供商品时强制搭配其他商品；

•不合理地限定交易相对方的交易条件或交易对象；

•不合理地限定交易相对方销售商品的地域、渠道、对象或促销活动；

•设定不合理的交易处罚机制；

•以商品下架、限流等方式干扰正常交易。

若《反不正当竞争法》按照《修订草案》通过，涉嫌滥用优势地位的企业将面临民事诉讼、行政调查及罚款等多重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平台企业以及具有高知名度和规模性经销、分销体系的生产、销售企业而言，识别合规风险、部署合规整改显得尤为迫切，建议企业：

•开展企业自查工作，审查合同以及相关交易政策；

•建立健全竞争法方面的合规管理规章制度；

•开展员工合规培训，保障合规制度在实践中予以遵守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