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9日，“中企出海争议解决与AAA-ICDR国际仲裁特点优势”交流会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主办，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AAA-ICDR）协办。活动现场，AAA-ICDR代表与大成资深律师围绕在亚洲使用AAA-ICDR国际仲裁规则的特点与优势、实体争议攻防策略及中美博弈下的制裁与仲裁规则适用冲突等核心议题展开实务解析，为企业构建全球化争议风险防线提供实务指引。

交流会伊始，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詹凯律师以“中国企业海外争议解决现状观察”为题作主题分享。他指出，当前中企出海已从“业务走出去”演变为“治理走出去”，但国内股东深度管控的治理惯性常与境外股权经营权相分离的规则产生冲突，中国股东与当地团队的矛盾往往将商业争议引向政治化。詹律师强调，中国企业在海外败给的往往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身的管理习惯，走出“厌诉”心理，学会坦然面对并善用境外法治力量，是出海必修的第一课。国际仲裁凭借其保密、中立、执行便利及紧急保全等制度优势，已成为跨境争议的主流出口。他建议企业将合规预算视为刚性投入、将争议条款作为交易核心条款精心设计，以此应对规则分化下的结构性挑战，以法律工具为出海业务构筑实质性保障。

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  詹凯

AAA-ICDR副主席Thara Gopalan与大中华区争议解决业务主任王琳围绕“在亚洲使用AAA-ICDR国际仲裁规则：特点与优势”展开主题分享。Thara首先澄清了一个常见误解：AAA-ICDR并非美国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完全独立、非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成立百年以来已累计管理超过900万件案件。她重点介绍了ICDR仲裁在组庭方式上的独特做法——“名单制”：机构先根据双方需求提供10至15位仲裁员名单，由当事人排序和剔除，机构根据双方最大公约数选定仲裁员，这一机制在国际仲裁机构中独树一帜。同时，ICDR仲裁员名册门槛极高，常年保持在800至900人的精专规模。此外，ICDR规则默认仲裁即同意调解（除非明确退出），超过一半的案件在庭审前达成和解；从庭审终结到裁决作出不超过60天，在时间和程序上灵活满足当事人的实际需求。王琳则从实操层面介绍了ICDR仲裁的完整流程，并特别指出ICDR规则不默认适用美国式的证据开示，更加注重国际商事仲裁的友好性。

AAA-ICDR副主席  Thara Gopalan

AAA-ICDR大中华区争议解决业务主任  王琳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琳钫律师围绕“中国企业出海常见问题探讨”作专题分享。她结合近期经办的多起案例，聚焦制裁与供应链调查合规两大高频风险点阐述三个具体问题。在并购交易中，她以某美国投行关联方要求在基金协议中加入制裁合规审查条款为例，提示企业须审慎界定配合义务边界，并关注合同安排是否触及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禁止性规定。在供应链调查中，她围绕境外客户基于UFLPA提出的全产业链溯源要求，建议企业先厘清调查性质与数据流向，再确定信息提供边界。在因制裁导致履约争议的案例分享中，她通过举例承运人因托运人被列入制裁清单而拒绝签发提单、买方因中国客户遭制裁而拒付货款等案例，指出以制裁为由主张免责并非当然成立——已有法院判决，因顾虑他国制裁而拒绝履约，本质上属于协助执行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徐律师建议企业在争议应对中先核查制裁依据与实际影响，回归合同本身判断责任边界，同时善用中国法项下的反制规则，构建全链条法律保障。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徐琳钫

圆桌讨论环节由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詹凯律师主持。AAA-ICDR副主席Thara Gopalan、AAA-ICDR仲裁员及陈赐平律师事务所主任陈赐平、艾睿铂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徐佳彦共同参与研讨。讨论聚焦制裁与仲裁的交互影响，围绕被制裁方参与仲裁的可行性、裁决承认与执行、付款与收款障碍及证人出庭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与会嘉宾指出，被制裁方参与仲裁及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通常不受实质影响，真正的瓶颈在于费用支付与裁决收款环节。银行往往并非依据法律判断是否允许，而是权衡合规审查的风险与成本，因而成为关键阻碍。嘉宾们建议企业在合同条款中预设制裁应对机制，并以执行可行性为起点倒推仲裁策略，为涉制裁争议的实务应对提供了清晰指引。

圆桌讨论

（从左至右：詹凯、徐佳彦、Thara Gopalan、陈赐平）

本次交流会由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詹凯律师主持，汇聚了国际仲裁机构代表与跨境争议解决实务专家，为与会者呈现了一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洞察的专业对话。

主持人：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  詹凯

面向未来，大成上海将继续依托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专业积淀，深化与国际仲裁机构的交流协作，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更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争议解决法律服务，护航企业在全球舞台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